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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言其功
与述而不作、著说寥寥的布朗相比，同是功能学派开创者的马林诺斯基显得异常耀眼。马氏一生笔耕不辍，笔战群雄，著书立说，教书育人。这些或凝固在文本中，或存活在后生学者身上的思想，既为他博得了生前身后名，也成为后世批判与反思的不竭源泉。
马氏的著作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民族志专论，包括：《澳大利亚土著的家族》（1913）、《迈卢岛的原著民》（1915）、《原始宗教与社会分化》（1915）、《特洛布里恩德岛人的鬼魂巴罗马》（1916）、《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922）、《野蛮社会之犯罪与习俗》（1926）、《野蛮社会的性与压抑》（1927）、《西北美拉尼西亚野蛮人的性生活》（1929）、《珊瑚花园及其巫术》（1935）；一类是文化理论，以论文或辞典、序、杂文形式流传，包括：《科学、巫术与宗教》（1925）、《社会科学大辞典》里的“文化”项目，死后被结集出版的《自由与文明》（1944）、《文化的科学理论》（1944）、《文化变迁的动力》（1945）、《性、文化、神话》（1962）。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是“那个时代与马林诺斯基的个人际遇在一个非常奇妙的耦合点上的产物”。③这部著作是田野工作、民族志和理论证明三位一体的完美典范，奠定了人类学独特的方法论。此书以白描手法呈现出新几内亚东部的南马辛区域独特的库拉活动，其为一种联结不同语言、不同种族的“社会－经济”体系。“库拉”在西方文献中很早就曾被提及，然而，“马林诺斯基的成就不在于发现了库拉，而在于以开创性的民族志表述了库拉”，④并借此破除了“原始经济人”的魔咒，原始人由此开始作为人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视野中出现。正如列维－施特劳斯所说，这让“西方人开始理解到，只要在地球表面还有一个种族或一个人群被他作为研究对象来看待，他就不可能理解自己。”这本书是马氏的灵魂，此书奠定的思想贯穿马氏的所有著作，此书中的经验材料活在马氏的所有理论推演中，甚至现代人类学家的著作中都可以窥见特洛布里恩德岛的幽灵。这部美拉尼西亚的田野调查至今无人能及，甚至从在特洛布里恩德岛居住了30年的鲍德温（Baldwin Spencer）神父都惊叹：“每当我参考他的著作时，我发现他的调查早已指出若干我以往认为是我自己的发现。他的分析太精辟了，他似乎把每样事情都解释到了，并且甚至当地人都受到他的解释的启发。”①
费孝通先生翻译的《文化论》实际上是《文化的科学理论》的先行本，②马氏将尚未定稿的文本慷慨相赠，借费孝通间接开启了中国人类学新风。马氏将文化定义为“工具的整体及社会群体、人类思想、信仰及风俗的规章，构成了人赖以更好的对付在其满足需要的过程中适应环境时所面临的具体问题的伟大器具”。③与泰勒的定义相比，④马氏的超越不在于文化的内容，而在于对文化的基本看法：泰氏认为文化是一套孤立于人类社会的历史遗留，而马氏认为文化是与当下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实存在。文化不是化石般被消极保留的，而是积极承载社会功能的。“需求”与“功能”是马氏研究文化的起点，文化的“工具性”是达尔文进化论的逻辑演绎。但是，当人创造出人文世界后，人就不仅是生物性的存在，而且是社会性的存在。所以，对人文世界的研究需要整合各方面的要素，包括：（1）物质设备；（2）精神文化；（3）语言；（4）社会组织。这四个方面是整个人文世界的框架，是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文化理论是马氏庞大的理论体系的基石。⑤
在马林诺斯基的思想谱系中，对巫术的探讨是一个重要的支流。原始人使用巫术并非随心所欲，而是有着潜规则的：原始人在知识可控制的领域内不使用巫术，只有在无法预言、常识却步的风险面前才使用。这一事实颠覆了西方人视为非理性的原始野性思维。更进一步，马氏认为，巫术在原始社会发挥着积极的正功能，“对于巫术的信仰是一种导致特洛布里恩德岛经济活动组织化和系统化的主要心理力量”。⑥巫术反社会、反科学的命运被改写。即使在所谓文明的现代社会，巫术仍以各种变体存在，正如一个社会减压阀，释放着对命运的无力感带来的焦虑。可以说，“科学以现实的方式而巫术以想象的方式来操纵自然过程”。①
马林诺斯基对于性的探讨摒弃了弗洛伊德的个体化倾向，走向涂尔干的社会事实。马氏仔细观察了美拉尼西亚野蛮人的性生活，②并用性观念将野蛮人的生死观联系起来，开辟了一个独特的性社会学视角；并通过野蛮人与文明人性生活与性观念的对举从人类学角度批判了弗洛伊德的泛性心理学。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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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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