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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泳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锡诚先生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堪称皇皇巨著，已经被公认为民间文学的经典，它对于史料的苦心搜集和细密梳理，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了。而它更为人称道的，是将很多淹没于历史长河中的学者发掘出来，磨洗淘光，使之以尽量鲜活的面目重现于世，其中体现的不单是刘先生冷静的学术判断，也包含着他人道主义的历史情怀。我因缘际会曾对程憬及其著作《中国古代神话研究》做过一点事，在此过程中向刘先生夫妇多次请教，对两位先生的此种情怀感受颇深。
当我第一次从顾潮老师那里得到程憬《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的上世纪50年代排印稿时，我知道此前关注过此稿件的只有刘锡诚和马昌仪夫妇俩。马先生早在1994年就发表了《程憬及其神话研究》，从神话学的角度首次对程憬学术业绩进行了介绍和评论;刘先生则在1998年发表的文章《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以汪曾祺为中心，交代了这部书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曲折经历。我专程前往刘府拜访，刘老师给我补充说明了不少记忆中的那段历史，并找出路工先生为之撰写的“出版说明”手稿以及另外疑似程憬手稿的残卷，毫无保留地向我推荐、说明。
2013年春，清华大学刘东教授将程憬先生的“文存”工作责成于我，我想到了刘先生还藏着的那部手稿残卷，盘算着是否可以将它出版。我电告了刘先生，他叫我择日再去他家面谈。那天我刚一进门，刘先生立即将我领至内室，把一个旱就准备好的大牛皮纸信封交给我，里面装了包括那手稿残卷在内的三件物品，并有两页“荣宝斋”八行笺，刘先生在上面用毛笔书写了这样一段文字:“泳超同志:神话学家程憬先生的一部遗稿残卷，在我处保存，前后已有半个多世纪。当年经手此事的路工先生早已不在人世，我在他领导下经手处理他的‘神话研究’遗稿，以及这部可能是‘希腊神话研究’或‘希腊文明史’的遗稿，一直没有结果。我已进入耄耋之年，现将此残稿、路工先生一九五八年草拟的出版‘说明’及先生亲笔改过的‘创世纪’十八页转交给您，或保存，或代为寻觅一妥善机构保管。您为他的《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的出版，付出了心血，程憬先生地下有灵，定会感谢您的，相信这部残稿您也会帮它找到一个好去处的。——刘锡诚二O一三年十二月廿日。”
那一刻我的感动无以名表，恍然间便想起刘先生为汪曾祺先生写的那篇文章的题目——《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想，刘先生之所以能这样准确地概括汪曾祺先生，正是因为在他们身上流淌着同样的气血，这里的“他们”，还应该包括顾颉刚先生、路工先生、马昌仪先生以及顾潮先生等等所有正直良善的学人，他们的术业容或有专攻，他们的成就容或有高下，但他们的良知和情怀是井然一系，这正是我们愿念中的学术根脉，也孽乳着我们这些后辈小子依然乐游于学界的无上快意。
李修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刘锡诚先生的两个自我定位:“边缘人”和“农民”。我以为，这两个身份，很好地传达了他的学术立场和治学精神。一个身处中心的“边缘人”，自是心境清远，不为凡俗所累。“边缘人”刘锡诚不受师承与门派所囿，对于各种学术流派和观点，可以兼收并蓄，化为我有。“边缘人”刘锡诚“旁观者清”，以其深厚的学养和宽阔的视域，敏锐地捕捉学术的缺漏，言他人所未言、所欲言。在这方面，他的中国原始艺术研究以及象征研究堪称典范。
上世纪90年代，刘锡诚以六年时间完成了《中国原始艺术》2003年，又发愿写作《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历时三年，这部篇幅近百万字的皇皇巨著即告完成。这部书可谓积其毕生功力，他在大学时代即留心收集民间文学史料，自身又作为民间文学史的亲历者，掌握大量一手资料和学术信息，加之他宏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理论积淀，使这部书极具学术价值，除提供了大量难得的学术史材料，更是厘清了民间文学史上的诸多重要问题，受到学界高度肯定，成为相关领域的必读参考书，也成为刘锡诚的代表作。写作此书时，他已70高龄，若非他“农民”般的勤劳和毅力，实不能为。刘锡诚治学体现出了鲜明的“农民”风格，不虚张声势，不妄下断语，论从史出，实实在在。他用资料说话，这些资料，能一手得来的，他绝不转引。他在高年仍骑着自行车风尘仆仆地去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他的田野考察足迹，更是遍布全国。正因此，他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委员，对各地的非遗状况常常如数家珍。
刘锡诚:谢谢各位老朋友，在百忙中来参加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和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为我举办的从事民间文艺研究60周年研讨会。谢谢发起者、策划者和主持人方李莉所长，谢谢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会长、北京舞蹈学院邓佑玲副院长，也感谢艺术人类学学会秘书处和艺术人类学所的诸位年轻的同仁们，他们几天来都很辛苦。各位朋友的热诚中肯的发言，其言切切，其情殷殷，令我十分感动。对我的过奖和赞扬，促使我认真思考自己的一生和60年的学术历程。
我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在我考入北京大学之前，据信我们那个县里没有一个人上过这所大学。几十年来我一直为没有“发小”而感伤不已，所有的同伴都在少小年纪就回家种地了，只有我是个幸运者，成为一个文化人。对土地的依恋和乡愁的记忆在我的身上显示出浓浓的乡土情怀和传统文化基因。于是，在我面临很多选择时，我放弃了俄罗斯文学和新闻工作，中断了已经小有成绩的文学批评，最终选择了备受冷落的民间文学研究。我常以在田地里耕耘的农民自况，不管天气多么热，不管日头多么毒，在干到地头之前，总是弯着腰挥汗如雨地劳作，直到到了地头，才肯直起腰来，这时孤独的心绪一扫而光，顿时从心底里迸发出来的是一种胜利者的豪情。我的一生就像是一个永远在劳作中的农民，靠毅力、靠勤奋支撑着我的理想，靠汗水浇灌着我的土地。土地里收获的果实，就是从笔端流淌出来的那大小千余篇文章,20多本专著、文集和译著，100多本主编和编选的丛书。其中用力最勤的，莫过于那些意在为民众立言的原始艺术和民间文学方面的著述!一般说来，农民是务实的，却又是保守的，而我却因所受教育和从事过多种专业的关系，其思维和心态逐渐趋于开放和宽容，学术渊源、知识结构和研究方法也相对多元，并贯穿在我的整个研究工作之中。
诚然，民间文学研究对我来说是情有独钟，但我又曾涉猎多种学科，在研究方法上跨学科、多学科色彩也颇明显，故而被评论家陈辽描绘成“三十五年四‘转身”’。正是由于我在20世纪90年代所承担的中国原始艺术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写了一本《中国原始艺术》的专著，接近或属于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取向，所以被艺术人类学研究所聘为客座研究员。在所里，我多少参与了一点点力所能及的工作，诸如主持了方李莉先生领衔的“西部文化资源”课题的结项评议;参与了几个博士论文的开题和答辩等，也为所里作过一次题为《及戏及怪 无侵于儒——走进巴渝文化》的讲座。走出书斋，面对种种艺术现象和研究成果，从而作或深或浅的思考，对我而言，实在是获益匪浅。
我在年轻时经历了风云激荡的岁月。从55岁起，才得以在“边缘”上安心读书、调查、研究和写作。我所以能在民间文艺研究上取得点滴成绩，要感谢那些引我上路、在困境中给我支持的如曹靖华、钟敬文、马学良、路工、冯骥才等师长和朋友。谢谢各位在座的同行老友!
（本文发表于《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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