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鼓”一词，黎语叫，形式上跟侗泰语族诸语言似乎是同源的。但是，从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有关材料来看，得出的结论恰好相反。海南岛各县收藏和出土的铜鼓，绝大部分属于北流型，这类铜鼓盛行于公元前一世纪的西汉末年至公元十世纪的唐末。而黎族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迁到海南岛。同时，铜鼓出土的地点，多在现在临高人居住的地方，其中又以临高县及邻近地区为最多。至于黎族聚居的中部山区和海南岛南部，至今仍没有铜鼓发现，历史上也无记载。另外，黎族民间也不像大陆的侗泰语族各民族那样珍惜铜鼓。据此黎语把“铜鼓”称，看来应是从临高话的演变而来的，为同语族内部的文化借词，而早期侗泰语族诸语言（除黎语外）的“铜鼓”读音，声母应是复辅音kl。至今壮语某些方言土语依然保留这个词的复辅音读法；壮语多数地方则已变成腭化声母kj。“铜鼓”一词的声母，布依语已变成了舌面塞擦音；傣语、侗语、毛南语等只保留复辅音的第一个成分k；临高话则保留了第二个成分l。临高人的祖先把铜鼓文化，反映在语音上，就是黎语从临高话那里借进了“铜鼓”的读音。下面是铜鼓、铁、金、银这些词在侗泰语族诸语言里的语音形式。
金、银、铜等汉文化借词的读音与汉语相差无几。而“铁”的说法，许多语言与汉语相差甚大。个别语言，如壮语，“铁”有好几种说法，这表明壮族在铁文化的来源上可能不是单一的。“铁”在壮语里，有的地方明显是汉语借词，说明那里的“铁”来源于中原地区；有的地方读成fa［2］（包括布依语的va［2］），是地道的本族语称谓，说明那里的铁文化的来源有可能出自本民族内部。从考古发掘来看，广西平乐银山岭出土的铁器，多达一百八十一件，其中锄头一项就有八十九件。这样普遍随葬铁器，就是同时代的湖南楚墓地也是无法比拟的，其中，铁双肩钺、铁刮刀等是明显的本地铸造。因此，结合语言学上的证据来看，可以认为岭南地区的铁文化应是多元的。有从中原地区传播来的，也有本地土著自己铸造的。
“铁”的称谓，黎语、傣语、临高话以及侗水语支内部均有本民族的称法，特别是黎语的读音与汉语或同语族其它语言都存在很大的差别。黎语内部由于方音的变化，还有等叫法，没有哪一个地方的说法与汉语有相似之处。这说明黎语是在与大陆的侗泰语族各民族的先民分化以后才学会冶铁或使用铁器的。总之，作为基本词汇的“铁”，应是原来统一的共同侗泰语分化后的产物，而根据语言学和考古学的材料分析，侗泰语族某些社群，早在中原铁器传播来岭南地区之前已冶铁并使用铁器了。
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忠实地反映了运用这一语言的民族的历史。除以上所说外，黎语里还有像“虎”、“熊”、“豹”等词汇，都比较忠实的反映黎族社会所处生态环境的状况。下面是“虎”、“熊”、“豹”这几个词在侗泰语族里的语音对应情况。
上文说过，黎族还未移居海南时，早期侗泰语族的先民主要还过着狩猎生活，因此，语言里就有了相当多的反映虫豸、动物的同源词。但是，从“虎”、“熊”、“豹”这三个词的比较来看，黎族在大陆时，岭南地区可能还未出现老虎，或者说侗泰语族的先民还没有接触过老虎和豹。特别是“老虎”一词，不仅三个语支叫法不一，甚至壮语内部也不相通。因此，对老虎的认识可能是部落分化以后的事了。从临高话和黎语对老虎的称呼来看，可以断定，两者均借自汉语，其形式不是本族固有词。这同有关历史文献记载正好互相印证。宋代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里记载：“地（指海南岛）无马与虎，有五畜，山多麝鹿。”③黎族从来没见过老虎，所以，老虎一词在黎语里只能是借汉语词。而“熊”一词，情况就不一样了，黎语和同语族其它语言的“熊”的读音相当接近，这表明，早期侗泰语族的先民还未分化时已接触或捕过熊这种动物，因此，有了对熊的共同称呼。黎族分化到海南岛后，海南又有“熊类不一，多出黎母山中，有人熊、猪熊、狗熊之名。”④所以，黎族就把在大陆时对熊的称呼保留了下来，使之成为基本词汇中的一成员了。
语言和社会历史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过去，语言学家研究语言时，往往偏重于结构的描写和比较上，对语言背后所负载文化实体的内涵重视不够。现在，人们已意识到这种局限性，开始着力于语言和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种种关系的探索。因此，在语言学领域里又出现了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文化语言学，主要就是运用丰富的语言资源，去探讨其中所反映或隐含的历史上的文化现象。本文对黎族与侗泰语族其它民族分化前后的一些社会文化现象作了试探性的分析研究，不足之处，望有关学者予以指正。
注释：
①参看《黎族简史》p1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5月。
②参看《广西通志》卷八十四·舆地五。
③参看《广东通志》卷五十七·岭蛮志
④参看《粤东笔记》卷九，（清）李调元著 本文有关语言材料引自如下著作：《壮侗语族语言简志》王均等编，民族出版社出版，1984年7月；《海南临高话》张元生等编著，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1985年11月；《黎语调查研究》欧亚觉亚、郑贻青等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3年；《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所第五研究室编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1985年。
（本文原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05期，第85－89页）
继续浏览：1 | 2 | 3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