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节日与法定节假日

　　3、“二月二，敲门枕，金子银子往家滚”：对生活富裕的追求

　　人生在世，无不希望丰衣足食，生活富裕。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尚书·洪范》在总结人生有“五福”即“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的时候，也将富列作其中之一，并排在五福中的第二位。然而，富有并非人人可得，时常处于贫困又渴望摆脱贫困的人们也便不断表达着对富裕的向往与追求。我国至少在魏晋时代就已有正月晦日“送穷”的习俗，而当二月二在唐朝出现时，三项重要习俗之一便是“迎富”。随着二月二的传承，“迎富”这一习俗也延续下来，到近代，陕西华阴一带的民众还会携鼓乐到郊外朝往暮回，沿路吹吹打打地去“迎富”。

　　当然，在二月二，人们还会以另外的形式表达对财富的追求。比如不少地方，尤其是山西一带往往把二月二的引龙叫做“引钱龙”，举行仪式时一定用钱。以山西忻州地区为例，“鸡鸣担水辘轳响，水洒街心把钱龙拖”的现象曾经十分普遍，届时，人们将红线拴着的几枚“乾隆”铜钱，放在打满水的桶里，担回家倒在水瓮里。家中的大小水瓮，在太阳出山前都要担满，表示财富似水，财源滚滚。这里，人们对所引之龙的一个重要期待就是它能把钱引到自己家中。还是在忻州等地，二月二要将留存下来的大年初一供灶君神的枣山吃掉，俗称“开山”，意味着“这个汇聚了财源、财富的供神枣山，随着龙头的抬起而初启开，财富从此而聚积。”[1]又如山东定陶一带，二月一日晚上，人们会在屋里挖一小坑，将几枚钱埋进去，若不挖坑就用瓦片盖上，到第二天早上，由小孩子扒出来。俗信这样做可以引来钱财。在河南淮阳有二月二拍墙头和石滚的做法，人们一边拍还要一边唱：“二月二，拍墙头，金子银子往下流。二月二，拍石滚，金子银子往下滚。”其对财富的追求由此可见一斑。

　　4、“二月二，接宝贝儿”：对社会关系的协调

　　在许多地方，二月二还是社会交往的特定时间，其中，接出嫁的女儿回娘家是相当普遍的做法。本世纪初，吴索园曾撰写一首《扬州竹枝词》：“二月初头祀典重，土地祠壁彩泥封。女儿尽作归宁计，响屣香车处处逢。”并附小注云：“二月二日，土地生日。街头巷侧，凡有土祠处，其墙壁皆以彩笔绘戏文……又称是日为龙抬头日，凡己嫁之女，母家必备酒食，迎其归来，故是日自朝至暮，车水马龙……”可见扬州二月二接女回家习俗的盛行。而这并非特例。北京有俗话说：“二月二，接宝贝儿，接不来，掉眼泪儿。”在这里，闺女不回来，娘家爹妈就会想得哭，若在江苏南通，女儿不回娘家，就得挨骂，不仅女儿挨骂，女婿也脱不了干系，当地歌谣这样唱道：“二月二，家家人家带女儿。女儿不来是烂腿儿，女婿不让她来是肉龟儿。”在从夫居社会里，回娘家，是对女子与娘家人因异处生活而积聚的思念进行疏通的渠道，是出嫁女儿对原有生活空间和原有社会网络的回归也因此总是一种心灵的回归，同时，它还是外甥与舅家确认和强化关系的方式，是具有姻亲关系的两家人互相交往、密切关系的理由和途径。一句话，出嫁女子回娘家，是对社会关系的一种维护、强化和更新，二月二回娘家也不例外。在一些地方，二月二娘家接女儿时还要送给女儿婆家一些礼物，如河北赵县，要在二日备好鲤鱼和猪肉送给新出嫁的女儿，俗称“开素”，其对社会关系进行协调的意义一目瞭然。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地方强调“二月二，接宝贝儿”女子要回娘家，而在另一些地方则格外禁止这一行为，俗有“吃了娘家花，死老大伯全家”、“吃了娘家虫，回家搭灵蓬”、“过了二月二，回家死小叔”等说法。这种禁忌其实也是对社会关系的一种协调，只不过采取了另外的思路和逻辑。如果说二月二让女子回娘家更多协调的是女子与出嫁前原有的生活空间、社会网络的联带关系，那么二月二不让女子回娘家更多协调的则是女子与出嫁后新有的生活空间、社会网络的归属关系。

　　当然，二月二协调的社会关系并不止于基于血缘和姻缘形成的，它还协调基于地缘而形成的。在许多地方，虽然家家都会摊煎饼，或者炸糖糕，或者炒麦豆，但还是要把自家的送给别人家，从而形成一个社区内的居民互相馈赠节物的现象。这里固然有借助他人力量以求得农业丰产、生活康宁的意图(如大家一齐把虫子咬死)，但更重要的是籍此建立、维护和强化彼此之间互助互惠的友好关系，并确立礼尚往来的行为规范。而这种互助互惠的友好关系和礼尚往来的行为规范在日常的生活生产中是十分重要，甚至是不可缺少的。

　　5、“二月二，不干活，坐下来，吃大馍”：休闲时间

　　如果我们把休闲认为是在非劳动及非工作时间内以各种轻松的方式达到生命保健、体能恢复、身心愉悦的一种生活，那么毫无疑问，在不少人那里，二月二就是一个休闲时间。许多地方的二月二都有若干禁忌，如不能动针线，不能用刀剪，不能用磨，所有这些都让二月二成为一个合法的非劳动非工作时间，对于整日与针线刀剪打交道的传统社会的女性而言，更是如此。这一天，她们携子将雏，有的可以回娘家，有的可以到郊外踏青、挑菜，即便在家，无活一身轻地与邻居好友拉拉家常也不失为一种休闲方式。

　　许多地方在二月二开展有组织的活动，也为民众提供了宽广的休闲空间。其中庙会是十分重要的一种。在我国的许多地方二月二都有庙会，本课题组的调查地点多有庙会可以视为二月二庙会在全国普遍存在的表现。不管庙会的性质如何，是以信仰为主还是以物质交流为主或者兼而有之，庙会上总会有引人耳目的事物景象纷纷呈现，像甘肃岷县秦许过会必唱三天四夜大戏，庙会上有套圈、青蛙游戏、押大小点、摇奖、枪打气球、放风筝等各种好玩的游戏，江苏邳州白龙埠曾经有唱拉魂腔、说莲花落、唱渔鼓、说评书、走高跷、跑旱船、耍狮子等各种表演，广西贺州黄田祀神庙会上既有舞龙、舞狮、唱戏、抢炮等活动，又有瑶族人表演上刀山、过刀梯、香火烧身、过火炼等民间绝技。山西省平顺县的豆口二月二庙会上有扭秧歌、踩高跷、弄拳术、骑竹马、跑旱船、耍龙灯、栓高台等数十种民间文艺节目。等等。人在庙会中，目之所睹，耳之所闻，身之所触，甚至鼻之所嗅，舌之所尝，无不异于常日，而所有这些，也都为身处其中的民众带来了身心愉悦的感受。事实上，庙会的休闲娱乐性功能早已成为民众和学界的共识。当然，庙会的功能是综合性的，休闲娱乐功能只是其中之一，二月二庙会也不例外。比如山东惠民县皂户李乡火把李村有泥娃娃庙会，买泥娃娃叫“拴娃娃”，有求子的寓意。这意味着赶二月二庙会的人可以从庙会上满足更加多样的需求，只是囿于这里的话题不便于展开。

　　而对于孩子而言，二月二更是快乐的时光。二月二的许多活动都允许他们参与其中，他们可以在大人打灰囤时高兴地跑来跑去，可以在仓囤里埋粮食，可以唱着歌谣围着墙根撒灰，可以拿着炒豆爆玉米花与同伴交换、攀比、斗输赢，马光亭在江苏邳州进行调查时格外关注了节日中的孩子，描述了小学生用炒豆做游戏的方式和快乐。《山东民俗》中记载，济宁一带，各家孩子们吃过晚饭，便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小木棍，去敲门枕、门框等，边敲边唱一些歌谣，他们还会跑到胡同里或大街上比赛，看谁敲的、唱的花样多。种种富含象征意义的节俗活动在孩子们那里都成了获得快乐的游戏方式。

　　6、落了天灯好上工：年节终了、常业开始的标志性时间

　　年节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一个节日，也是一个由众多不断推出的节日组成的系列，其节期在许多地方甚至长达近两个月之久。俗话说：“腊八，祭灶，年下来到。”年节的序幕自腊月初八拉开，到二月二才最终落下。可以说，在传统社会，二月二是年节系列中的最后一个节日，是年节终了、常业开始的标志性时间，从此人们要停止以娱乐消遣、社会交往、祈祷神灵为中心内容的生活，步入日常生活、生产的常态。过去人们在二月二这天还可以互拜新年，过了二月二便不可以了，十分鲜明地宣布了二月二作为年节终了的标志性意义。而各地流传的一些习俗活动也表明了这一点。比如在江苏盐城，人们要在二月二晚上落下高悬了整个正月的红灯，叫做“落天灯”。在辽宁本溪沙河沟村，当地满族村民在大年三十之前都会在院内竖起“灯笼竿”，此后每天都要在黄昏之时点燃灯笼，让其彻夜长明。这个灯笼竿要在二月一日清早放倒，因为当地人认为：“二月二，龙抬头了，那家里首先就得把灯笼竿子放倒，这就表示‘年’已经正式过完了。”[2]又如在我国不少地方有留存大年初一或者元宵节的某些食物到二月二食用的习俗，比如山东微山湖区人家会将元宵节时留下的豆面龙灯切碎了杂在饭中吃掉，龙口人则把过年时蒸的糕留一块这天吃，陕西绥德、米脂一带也要食用过年时做的黄米馒头。福州人要把正月里尚未吃完的食品都混在一起，加上糯米，煮成稀饭，全家人围在一起把它吃完。这些吃光年节食物的做法有时被当地人解释为具有“驱虫”的意义，但它实际上也是象征性表达年节至此结束的一种仪式。

　　辽东一带二月二吃猪头，不仅标志年节终了，还兼具起始的意义。当地过年习惯杀年猪，猪肉的享用没有刻意的时间规定，但猪头一定要在二月二食用。据调查，这样做的原因是：“‘头’就表示新的一年开始了，新年就都得以头为准，所以就吃猪头肉、洗头、剃头，这样会预示新年有个好的开始。”[3]当然，二月二吃猪头的地方并非只有辽东一带，二月二洗头、剃头更是全国范围内都十分普遍的做法。中华民族是十分讲究时间伦理的民族，对标志着起始的时间格外重视，也赋予更重要的价值。起始就是开端，就是头，希望“一年吉利从头始”的人们在“龙抬头”的日子里从事着种种与“头”相关的行为，正表明了二月二作为起始的性质。而二月二所起始的正是日常生产、生活的常态。所以在清朝民国时期的许多地方，在这一天，孩子要去上学，开笔取兆；农民要起农作，择田试犁；扛活的长工也开始上工，主家则会备好酒宴，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能够和睦相处，互助互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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