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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都邑赋、地名诗、竹枝词的三重呈现
从横向的角度看，都邑赋、地名诗(19)、竹枝词三种文学类型，在某种程度上，分别代表了体物大赋、文人诗、拟民歌三种文学体式。都邑赋侧重宏观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面貌的展现，虽然城市有大小盛衰之别，作者有尊卑高下之分，但他们都试图营造一种稳定、祥和的社会氛围，突出了体物大赋的浏亮功能，体现的是一种统治阶层的高位统筹视角;地名诗强调时间层面上的历史体悟(至少宋代多如此)，借山水园亭胜迹，注入历史人事，兴发作家情怀，这是脱离当下社会的相对静态空间中的时间追往，体现的是一种文人墨客的历史视角;竹枝词则注重挖掘微观世界中的生活细节和情感内容，咏男女爱情，咏田园兴乐，通过声诗的可歌性，将作品与渔歌、樵唱联系在一起，体现的是一种平民大众的底层视角。这三重不同角度的文学呈现，体现出较鲜明的社会层次感，代表了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的书写态度，每个角度的观照，都可以发现一些其他角度未能顾及的问题。当这三个角度依次呈现以后，可在很大程度上展现出一个地方社会的大致全貌。
以上所说，是三种文学类型在社会视角上的互补性，这是一个共时层面的问题。如果我们切换到历时层面来考察，这种互补性在每个时代都是存在的，效果不同而已。那么，相对于前代，这三种文学类型发展至宋代，它们体现出怎么样的时代特征，可与“拐点在宋”的命题互为印证呢?
宋代的都邑赋不算多，存全帙者不到二十篇，与前代都邑赋相比，有两方面较明显的调整。首先，在地理空间的选择上，之前的汉唐都邑赋，以京都赋为大宗，如班固、张衡、左思、李庾等人的名篇都是如此，而到了宋代，赋家们的地理选择更加多样化，体现出一定的地方意识。既有杨侃《皇畿赋》、周邦彦《汴都赋》、葛澧《钱唐赋》这样强调皇权威仪和国家盛世的京都赋大篇，也有将描述视角转向政治中心以外地区的作品，如王十朋的《会稽三赋》。其实，即使是在京都赋内部，赋家们的观念也在发生细微的变化，如杨侃自言“彼逮其内，予言其外”(20)，故《皇畿赋》全篇专论京都周边郊县的地理、社会情况;宋祁《王畿千里赋》更是以首都开封为中心，展现出一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发散性的书写特征。不可否认，宋以前作品也有以地方州县为题材的，如唐吕令问、张嵩皆有《云中古城赋》，刘禹锡有《山阳城赋》，但前者是边塞题材，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后者则主要在凭吊怀古，不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都邑大赋，真正自觉地将都邑大赋的体式运用于普通府县描写的，起始于宋代，如储国秀《宁海县赋》一类作品，放在前代是绝难想象的。
其次，随着地理空间的去政治化，都邑赋中的市民色彩越来越明显。作品的主体篇幅也开始从政治描写转向城市商业描写和民众生活描写。比如杨侃《皇畿赋》中就有不少清新可人的田园式描写，与以往动辄歌颂升平气象的书写方法颇有不同。又如王十朋《会稽三赋》中有《会稽风俗赋》一篇，实宋代绍兴民俗之集大成，对后世研究宋代浙东民间文化有重要价值。至嘉定年间，史铸又病其不详，再加详注，四库馆臣评“十朋文章典雅，足以标举兹邦之胜，铸以当时之人，注当时之作，耳闻目睹，言必有征，视后人想像考索者，亦特为详赡”(21)。即此一事，便可窥见当时地志文学创作的普遍程度，以及都邑赋书写对象和权利的下行移动趋势。普通文人们或许无力涉及传统的史书纪事模式，但通过文学作品的系统书写和注释，同样可以起到宣扬地方文化、推动地方认同的作用。
地名百咏始于宋代，虽自我作古，但在体式传承上，亦有源流可循。一方面，在地方意识上，它与前代的地名杂诗有一定的相似性。比如杜甫的《秦州杂诗》等，也曾被明清文人拿来与宋代百咏相提并论，甚至视为地方文人竹枝词的多个文学源头之一。但我们应当认识到，两者有着明显的差别：无论是行政区划，还是山水胜迹，在杜甫笔下只是作家的一种经历、一个背景，并不是作品的核心主题;而到了宋代的地名百咏，这些地理名词从幕后走到台前，成为作家的直接吟咏对象。前者本质上是在写心，后者则是在写固有之外物。从文艺美学的角度看，这或许是一种倒退，但这确是宋代文学中相当普遍的一种地方文学经验和尝试，并在明清两代发扬光大。
另一方面，如张尧同的《嘉禾百咏》，“徐硕《(至元)嘉禾志》已与陆蒙老所赋《嘉禾八咏》同采入‘题咏门’内”(22)，可见元人已认识到百咏诗与八景诗在功能性质上的某些相似性。同样源起唐代、而在宋代渐成一体的八景文学，它的绘景特征在保存历史信息方面不及地方百咏的纪实特征，它的八首、十首连章模式在结构的系统性和层次感上更不如百咏那么宏大完整，那么，八景文学是否算古代文学地志化的一种表现呢?笔者以为，唐代以来的地方名胜连章题咏，从书写行为所体现的地方观念以及组诗结构的运用来看，确实有文学地志化的一些趋向，说它是宋代地名百咏的源头之一，应不为过。但从名胜连章题咏及日后八景文学的内容纪实性来看，仍显得比较空洞和苍白，很难有效地承担起采风、纪史的文本功能。将之归入地志文学的范畴，与地域竹枝词、地名百咏等并列，则略显宽泛。
与都邑赋和地名百咏相比，竹枝词在宋代的发展可谓缓慢。与唐代刘禹锡、白居易等人的作品相比，苏轼、苏辙、杨万里等人没有做出实质性的突破，依然停留在拟民歌的创作层面上。直到元代《西湖竹枝词》的出现，竹枝词这一体式的规模效应和地域属性才逐渐显现。较值得一提的是，“竹枝体”这一观念，在宋代已经出现。杨万里《圩丁词》小序有曰：“余因作词，以拟刘梦得竹枝、柳枝之声，以授圩丁之修圩者歌之，以相其劳云。”(23)自此以后，竹枝别称五花八门，多达百余种(24)，在某种程度上，杨万里可谓首发其覆。他的最大意义在于率先用“竹枝词”的概念范畴去涵盖其他一些风土化、地志化的诗歌类型。此后竹枝词的范围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其他如地名百咏、地域纪事诗、八景诗、杂咏、棹歌、衢唱、路程歌等诗歌体式，只要是七言四句的，一概被纳入广义竹枝词的范畴。这种泛竹枝概念的出现和形成，始于宋，继于元、明，盛于清，对竹枝词创作的昌盛无疑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余论
以上无论是对文学与地志的互动关系的讨论，还是对所谓“地志文学”的概念界定，都是相当宏大的学术论题。笔者能力有限，论述难免浅薄。但是不解决这些问题，很多文学个案和文学现象的研究就显得隔了一层，只能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难免可惜。譬如说，如果不强调古代文学与地志的互动影响力，就很难理解宋以后的都邑赋较之汉唐京都赋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就很难认清文学价值远逊于明清竹枝词的宋代地名百咏在中国风土文学发展史中的特殊意义;如果不提出“地志文学”类似概念，就很难将体式大相径庭的都邑赋和竹枝词的共有文化价值最大化，就很难厘清竹枝词与竹枝体、类竹枝体之间的复杂演变关系(25)。因此，笔者在此抛砖引玉，希望通过直面这些非只言片语就能说清楚的问题，来吸引学界对这一类跨学科论题作更多的学理讨论，同时也为相关的地志文学个案研究提供一个不甚成熟的理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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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4年02月02日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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