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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时，殷浩与桓温是自小“共骑竹马”的好友，成人后又是朝廷中一对重臣。然桓温恃功自傲，轻视殷浩，殷浩又不服他。会稽王(即后来的简文帝)辅政时，见时任扬州刺史的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即“引为心膂，与参综朝政，欲抗桓温”，[5]更激化了殷、 温两人矛盾。以致殷浩最终在桓温的攻击下，被皇帝贬废为庶人。面对儿时朋友的恶境，温桓却是这样对待殷浩：
“至是(殷浩贬废为庶人)，桓温语人曰：‘少时吾与(殷)浩共骑竹马，我弃去，(殷)浩辄取之，(其)故当出我下也。”[6]
这里的“弃去”、“取之”，是说桓温已经不“骑竹马”了，而殷浩还在玩这种儿童游戏。桓温以此来说明自己成熟较早，故殷浩应“当出我下”。这种以儿童时期骑竹马时间的长短，来论一个人成熟的早迟，进而来判断一个人在政治上的得与失。这在历史上，桓温当属首例。
南北朝时期，儿童们在“竹马”游戏中，模仿成人战场指挥，较之晋时的陶谦更有进步。北周时的李远，就是这方面能手。他“幼时尝与群儿为(竹马)战斗之戏，便有军阵之法，郡守见而异之，召使更戏，群儿惧而散走，(李)远持杖叱之，复为向势，意气雄壮，殆甚于前。”[7]
大概由于“竹马”是“用竹竿子放在胯下作马，来回奔跑，乘骑为戏”[8]，材料取之容易，行动来去自如，为儿童乐而行之。 在山野平民中，儿童乐行此戏;即使朝廷中的皇室、贵族，如上文中所述的陶谦、桓温、殷浩、晋武帝，少儿时，也无不乐游“竹马”。正由于全社会儿童对此的热往，也就自然而然地、约定俗成地对“竹马”游戏的年龄，形成一个规范。正如晋人张华《博物志》中所云：
“小儿五岁，曰：鸠车之戏;七岁，曰：竹马之戏。”
唐代以前，“竹马”之戏曾广为流传，历史文献里屡有记载，但是，以诗歌记录、描绘、称颂“竹马”之戏的，则开始于唐代。
三、唐代开始了“竹马”入诗的新纪元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封建帝国。它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此“昌盛”之中，就有娱乐文化。娱乐文化“昌盛”于各个阶级、各个阶层，而且因为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行业，娱乐的形式也不同。唐太宗曾就此事这样说过：“土城竹马，儿童乐也。金翠纨绮，妇人乐也。贸迁有无，商贾乐也。高官厚秩，士夫乐也。战前无敌，将帅乐也。四海宁一，帝王乐也”[9]儿童之乐的“竹马”，竟上了天子的御言。 文人墨客们也纷纷把笔端伸向了“竹马”，生动地描绘起普通的儿童游戏，从而开创了竹马“走”入诗坛的历史。
除李白《长干行》诗中“竹马”写得精彩外，诗人李贺《唐儿诗》中的“竹马”，写得也是风趣有加：
头玉硗硗眉剑翠，杜郎生得真男子。
骨重神寒天庙器，一双瞳人剪秋水。
竹马梢梢摇绿尾，银鸾睐光踏半臂。
东家娇娘求对值，浓笑画空作唐字。
眼大心雄知所以，莫记作歌人姓李。
从“眼大心雄”的唐儿“竹马”里，可窥探出这样的两点史实;一是“竹马”不仅在平民儿童间，即使贵戚子弟中同样盛行，这位“唐儿”，是邠国公黄裳的儿子，黄夫人则是唐朝公主;二是此时的“竹马”之戏的“马”，用的是带绿叶的青竹竿。
白居易是写“竹马”最多的唐代诗人。先看他的《赠楚州郭使君》：
淮水东南第一州，山围雉堞月当楼。
黄金印绶悬腰底，白雪歌诗落笔头。
笑看儿童骑竹马，醉携宾客上仙舟。
当家美事堆在身，何啻林宗与细侯。
因为“笑看儿童骑竹马，醉携宾客上仙舟”描绘的境界之美，为历代唐诗选注者视为名句。
再观他的《观儿戏》：
髫龀七八岁，绮纨三四儿。
弄尘复斗草，尽日乐嬉嬉。
堂上长年客，鬓间新有丝。
一看竹马戏，每忆童騃时。
童骑饶戏乐，老大多忧悲。
静念彼与此，不知谁是痴。
“一看竹马戏”，就使人“每忆童騃时”。竹马，成了儿童时代的象征。儿童时“饶戏乐”，年纪大了就“多忧悲”。观过儿戏，“静念”起在“玩竹马”和“观竹马”之中，“究竟谁是痴”的问题来。妙言妙语，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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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4年01月26日 09:50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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