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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庄的整理稿如下：
一天夜里，三星偏西的时候，岳把头到炝子外解了个小手，回来刚躺下就迷迷糊糊地做了个梦：岳把头顺着小巴山嘴子往前走，走着走着就碰见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坐在一棵大红松树下歇脚，就上前搭上话了。知道老人家住在前面不远的地方，走到这走不动了，就扶着老人家往回走，一直把老太太送到家，老太太很感激，非让他进屋歇歇喝口水。岳把头随老太太进到屋里，见一个小媳妇在炕里叠大红被，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在炕边逗一个小胖子玩。小媳妇见老太太领着个生人进来忙下地给沏茶倒水。那茶可香啦。老太太对岳把头说：“你这人心眼挺好使，把我一直送到家，我应送点啥谢谢你，可是我们家今年没有下山的，明年你再来吧。我可以告诉你，别看你们没开眼，这季子山你们还是不错的……。”岳把头离开老太太家又往前走。……他冷丁醒了。……
大伙都说：“老太太说她们家今年没有下山的，叫咱们明年来，明年可得准来呀!后来听人传说，岳把头他们这季子山卖了大价钱，都发了财[7] (P249—251)，[3] (P224—227).
当我1999年与康庄再次见面时，我们又多次谈到了民间叙事。他坚持说，他对这个故事的整理完全符合“三套集成”的规定，而且内容上尽量保持了原貌。需要指出的是，康庄是一个富有经验的民间文学搜集者，按照中国的标准，他也是一个出色的民俗学者。他的工作的意义和价值首先在于，使得讲述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可以用书面的形式再现和保存。
在康庄的文本里，口头文本中的所有的因素都得以保留：梦、老太太、山路、平台儿、被子、(老太太的)指点、应验。在这个意义上，康庄完全做到了规定中的要求。他选择了将多个类似的文本进行综合整理的方式。他把滕荣恩讲述的两个梦合在一起，他让不同的母题进入同一个被整理过的文本中，并以这样的方式“抢救”这些母题。但是，为什么在书面文本中，梦中主人公是以情节的推动者、老太太的救命者形象出现呢?为什么老太太是一个普通的老太太，而不是一个吓人的形象呢?小媳妇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被子是红色的呢?
如果对吉林省的四十多个书面形式的人参故事作一项总体考察的话，也许我们会找到答案。50年代以来，民间文学中的人参精灵的形象被慢慢固定下来了。占主导地位的人参精灵形象是一个类似于植物根茎的外形，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被美化了的形象。在口头传承中，人参根(变成的人物)经常没有美观漂亮的外表，因为在挖参人经受考验之前，人参的真正价值是不会显现给挖参人的。在被整理过的文本中，人参精灵大多数是美好的、漂亮的人或物，他们是从口头传承中被过滤出来的。在50年代的插图中，人参精灵至少还保留着圆滚滚的、满是褶皱的根茎人的形象。逐渐地，他们的形象中被糅杂进通行的仙女、神仙等形象的因素，并且完全取代了口头传承中的人参精灵形象。毫无疑问，搜集整理者们汲取口头传承中的惯常因素，创造了人参精灵的文学形象。康庄采用了这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定型化了的形象，使主人公梦中的人物光彩照人。长着惨白头发、通红通红的脑门、有伤疤的老太太，被褥和老头(讲述人滕荣恩)的着急都与真实的人参精灵信仰过于接近，(因而不能出现在被整理过的书面文本中)。在1985年，描述这样的形象仍然被当作传播封建迷信来看待，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于是，这个母题便由一个新的叙事来承担，一个平常的、需要帮助的老太太。在这里，(整理者用)小媳妇和大红被象征丰富的收成和挖参时的好运。
滕荣恩的梦境叙述中没有主人公。康庄可能在其他的口头传承的基础上创造了岳把头这个形象。在介于口头性和书面化之间的被整理过的民间文学文本中，主人公的形象要高于信仰。主人公的孝顺行为被突出描写，主人公也因此得到了奖赏。这样，搜集者从现有的叙述形式中汲取了某些通行的因素，把一个简单的回忆变成了一段民间文学。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例子是偶然的、个别的。它只提供了将生动的口头传承转化为书面文本实践中一个小小断面而已。甚至这段口头叙述也不具有典型意义，因为搜集者采录的大多数故事，并不是这类回忆。在我自己搜集的故事当中，也有很多非常符合搜集者对民众的文学的想象，(那些口头传承)在出版时仅需做少量的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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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
【本文责编：博史伊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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