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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微先生的《现代性论争中的民间文学》一文(以下简称《论争》)，从对启蒙主义现代性反思的角度出发，将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建构与中国民族主义以及人民理念的建构联系起来进行思想学术史和话语生成史的考察，这无论是对民间文学学科研究视野的拓展和提升，还是促进对五·四以来中国思想学术发展史的反思，都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反复阅读《论争》以后发现，当它以所谓西方“农民性的民间文学”建构作为参照系，来反思所谓中国“官/民性结构的民间文学”建构史时，既严重受限于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抽象性、简单化的束缚，而且更为自己的文章埋下了逻辑自相矛盾的致命问题。鉴于《论争》一文理论意义与具体论说错误的双重性，我想对其进行商榷并求教于吕微先生及学界其他俊杰。
一
《论争》是由设立一组中/西“民间”二项式对立开始的。吕微先生认为欧洲“民间文学”——folklore——的源起是因为，“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者”，不满于“以城市文明、工业文明为标志的现代理性及其世界扩张”，他们“把对民族感性传统的想象投射到乡村和农民身上，认为居住在偏远地方的农民未受或少受出自现代理性中心之文明教育的污染，因而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民族共同体的传统感性生活方式。”浪漫主义者不仅将民间文学视作“民族性的建构基础”，同时也将其视为对现代理性主义的“普遍性的解构资源，从而成为价值知识的真正言说。”因此，folklore一词的中心部分“folk的准确释义只能是乡民或农民，而生活在城市和工业文明中的市民等其他公民或国民都不能作为民族传统的充分代表”。Folk所具有的性质，就只能是对立于“市民”的“古代性和边缘性”的，而不是“下层性和现代性”的。但是汉语“民间”一词的对应指涉多是官方，它是通过对官方的反抗与否定来确定自己的，它与官方形成了一种压迫与反抗的上/下位关系;它的外延不仅包括农民，也“包括生活在城市中的平民或市民”。而五·四学者移用西方的Folklore建构中国的“民间文学”之主要目的，也“在于借助对非正统文学中民间自我描述的发掘来启发下层民众的自我意识，从而达到消解正统文学制约下民间对官府依附性生存的启蒙效果。”“于是在folk汉译以后，‘民’的古代和边缘性质就不知不觉地转化为涵有近(现)代和下层意义的范畴”。 “于是一个19世纪的欧洲问题就转换为一个20世纪的中国问题：反启蒙的folklore——民间文学如何可能成为启蒙的现代性力量?”结合全文看，吕微先生设置这对中/西“民间”二元对立项的更深层的用意是要说明《论争》的这一主题：欧洲的folklore和中国的民间文学，都对现代民族、民族观念的建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五·四学者对folklore本土化的阶层对抗性的改造，使得中国现代民族观念的建构，一开始就偏离了欧洲民族建构的方向，为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阶级性的民间改造、为使中国的“民间文学”具有“整合多元民族文化、象征现代国家力量”的“意识形态化的学科话语权力”奠定了最初的现代形态的基础。[ii]
真的如此吗?恐怕首先这里的中/西二元对立项的设置就难以成立。
说“民间文学”[iii]的兴起与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和农民民俗文化有相当的联系，认为它在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演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都不错，但恐怕将浪漫主义的民间文学归属于整个欧洲就站不住脚，而且《论争》一开始所引证的两篇文献似乎也不支持这种看法。他引证的第一篇文献——《世界民俗学》一书的5~9页，收录的是Folklore一词的诞生之文《民俗》。该书编者阿兰·邓迪斯先生的评点，是指出对民俗兴趣的日益增长与19世纪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学术思潮紧密联系; [2](P5)但他同时也指出威廉·汤姆斯创造的Folklore这一术语，“比那些暗含民族主义意味的词要好得多”;[2](P6)而且他还说，“有一些民俗学者，将‘民众’错误地定义为农民社会或乡村群体。如果有人接受了这个狭隘观念，那么在定义上，就会得出城市居民不算民众，因而城市居民也不可能有民俗的推论。”[2](P2)再来看吕微所引证的勃兰兑斯。虽然按吕微先生的注释，我没有能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第4页上，查阅到他所引的“19世纪的欧洲学者发展了一种反启蒙的浪漫立场”这句话，但勃兰兑斯的确指出了在十九世纪初产生了一种类浪漫主义的思潮，它“直接反对的是十八世纪的某些思想特征，它那些枯燥的理性主义，它对感情和幻想的种种禁忌，它对历史的错误理解，它对合法民族特色的忽视，它对大自然索然寡味的看法和它对宗教的错误概念，认为它是有意识的欺骗。” [3](P4)然而在这里，勃兰兑斯所评说的主要对象是法国的“流亡文学”，而不是吕微实际所指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前者虽然受到了后者相当的影响，但却与后者有着质的差异。十九世纪初的那些法国流亡文学巨匠们的思想，“渊源于卢梭的著作”，通过卢梭“和十八世纪保持着联系”，继承了法国人对“自由”的热爱。[4](4~5)。而德国虽然在十八世纪有着伟大的歌德，但是“新的德国的指导思想，就是排列成为一个整体的思想。这个思想渗透到了生活和文学之中……要把分散的力量聚集起来，要把极少数人手中的文化传播开来，要把一个伟大的国家和一个伟大的社会建立起来，因此为了集团效用的利益，要求个人放弃自己。”[4](P17)而思想指导的结果，“使人感觉到，浪漫派的结局真仿佛是一场恶魔的宴会，愚民主义者发出了雷鸣，神秘主义者疯狂地咆哮，政治家高呼要求警察国家、圣职人员和神权政治，神学和接神术则扑向各种科学，通过抚爱将它们窒息致死，而哲学在这场群魔乱舞之中则扮演了那个老妖婆的角色。”[4](15)由此而言，浪漫主义民间文学不仅当初主要是德国的而非全欧洲的，而且它同样促进了极权式的现代国家的建构，恰恰与《论争》所意味的中国民间文学相当相似了。
将具有特殊性与反动性的德国浪漫主义民间文学，归结为整体的欧洲民族主义值得商榷;同样，认为五·四以来的民俗学的对象，不只是指农民，而是“指涉所有非官方、非正式、体制外的”[1]亚文化存在，也不是无争议的。例如被《论争》引用过的《到民间去 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就特别分辨了五·四学者对“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不同的看法，[5](P12-~3)并明确指出，“中国民间文学家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这种将民众与农民等同的概念，这同中国的国情有关。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他们是能够很自然地把‘民间’和‘平民’与农民联系在一起去思考的。”[5](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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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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