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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占星学的转折
中国上古天文学的主要目的是指导农耕生活，后来才与帝王统治合法性相关，即从“治历明时”到“占星祈禳”。这个转折大约以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和中国占星学的出现为标志。
关于中国古代占星学的出现及其形成，是一个涉及到中国上古思想史和学术史的重大问题。中国天文学史学界的权威们对于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界说，很多学者把中国上古天文学与占星学笼统地混淆一起。48而近期江晓原先生又尖锐提出中国古代“政治天文学”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天文学始终就是占星学。49我认为，厘清这个问题对于推进本领域的学术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在农业出现之前远古人类的渔猎和采集生活中，日月星辰只有纪日和标识方向的功能。中国仰韶文明的彩陶上就有太阳纹、月亮纹、日晕纹、星座纹。新石器时代半坡遗址中的房屋就已经都有一定的朝向。到了农耕社会，太阳比月亮和其他星辰对于生活就更重要了。山东大纹口遗址出土5800年前的彩陶上刻有“旦”字的图案，意味着太阳的升起。《山海经·大荒西经》说帝俊妻子常羲“生月十二”，《山海经·海外东经》说“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可以解释为十二个月太阳和月亮升落的不同方位。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复原陶钵肩部，有十二个太阳图案，也可以作这样解释。
现存最早的与农耕生活无关的中国古代天文观测资料，似乎都是很单纯的天象资料。例如，有关夏代的两条天文记录，第一是关于五星聚的：《太平御览》卷七引《孝经钩命诀》：“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联璧。”今日学者推算在公元前1953年2月中旬至3月初，黎明时分的东方地平线上，土星、木星、水星、火星和金星排成一列。26日，五大行星之间的角距离小于4度。这是迄今五千年中最难得的一次五星聚（纬合宿）。古人观此异常壮丽的天象，难以忘怀，将此记忆代代流传下来，而且只是一种纯粹的天象记录。第二是关于仲康日食：《左传》昭公十七年引《夏书》：“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此记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除了认为日食是一种自然灾害以外，没有其他寓意。50
据研究，在出土的甲骨文中，发现由“星”字组成的词有“其星”、“不（或毋）其星”、“大星”、“鸟星”、“新星”（或“新大星”）。其意义一是指天晴，一是指星辰。殷墟甲骨文记载的月食有五次，这是定论。51其中是否有日食的记载还在争论之中。52《诗经》、《春秋左传》、《国语》等记载的关于日食、月食的现象，基本为学界所认同。现在已经发现春秋战国以前很多天象记录，包括日食、月食、太阳黑子、彗星、木星、恒星、新星甚至超新星，这些基本上属于单纯的天象记录。53例如，《春秋》记载的年代是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共242年，记录日食37次。这37次日食是确实无疑的观测记录，年月日基本相符。54其中有经无传26条。经文记载几乎都是“某月某日，日有食之”，只有鲁庄公二十五年、鲁庄公三十年、鲁文公十五年记有“鼓，用牲于社”。这是古代对待日食的办法，就像大旱求雨的仪式一样。涉及占星学内容只有鲁昭公七年、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三十一年四次，其中梓慎的讨论两次，他并不完全赞同占星学。55这些记载基本表明，上古人们看待日食月食虽然也是灾异，但就像刮风下雨打雷下雪等一样，是一样的自然破坏力，与战国以后的占星学具有质的区别。从《左传》可以看出，占星学在鲁昭公以后才开始进入人们的视域之中，引起人们关注，但还没有形成强势。
这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中国古代星辰命名最早的一部分，都来自生活中的用具及其相关事物、动物和神话传说，与占星学毫无关系。例如营室（房屋）、壁（墙壁）、箕（簸箕）、毕（捕兔小网）、井、斗、定（锄类农具）等属于用具，牵牛、织女、参、商等属于神话传说。56《诗经》中出现的星宿有：火（心）、箕、斗、定（室、壁）、昴、毕、参、牛、女，等，还用“天汉”指银河，用“启明”“长庚”、“明星”来指金星。《小雅·大东》：“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直接把星辰与用具进行有意思的比较，反映了古人天真的心理状态。57二十八宿的名称，以及后来用来命名的岁星纪年的十二次，例如星纪、析木、大火、寿星、鹑尾、鹑火、鹑首、实沈、大梁、降娄、娵訾、玄枵，也没有后来的占星学色彩。这说明至少在春秋以前的中国天文学，目的主要是为农业生产服务，表达了一种农耕社会的宇宙观，基本上没有受到阴阳五行学说和占星学的影响。58
大约从春秋末战国初开始，中国天文学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折：试图论证人间帝王统治的合法性，用天象反映人间社会的等级制度。因此，这期间的天文学把星叫做“星官”，凡星都是“官”。《史记·天官书》唐代司马贞索隐曰：“星座有尊卑，若人之有官曹列位，故曰天官。”这就在“四象”之后，出现了“分野”、“三垣”的说法。
“四象”是把二十八宿分为四组，并以动物形象名之，故曰四“象”，即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龟）。人们发现，每组的星象确实与以之称名的动物很像。有人认为，《尚书·尧典》关于四仲中星的说明，产生了把周天恒星分为四群以分别表示春夏秋冬四季星象的思想。因此人们很容易想像，“春分前后初昏时当朱雀升到南方中天（上中天）时，苍龙的房宿正处于东方的地平线附近；白虎的昴宿正处于西方的地平线附近；而龟蛇的虚宿正处于地平线下与朱雀的七星相对的北方（下中天）。这是就定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由来，它是以古代春分前后初昏时的星象为依据的。”59“四象”说法由此发展而来。可以看出，四象说还属于比较纯粹的天文学，与占星学没有明显的关系。陈遵妫先生认为，“四象”的出现应在二十八宿之前。因为角、心、尾就是东方苍龙的龙角、龙心、龙尾。“四象”的名称来源可能很早。60
“分野”是用天上的列宿对应地上的封国。《左传·昭公元年》所说的高辛氏长子閼伯迁于商丘，主辰，故辰为商星，次子实沈迁于大夏，主参，故参为晋星。可见星辰与地域已有关联。后来共有十二分野之说，几乎每一列国对应天上一个星宿。这个观念一般认为出现在二十八宿之后。61《周礼·春官·保章氏》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可见分野已经与占星有关。
如果说“四象”中有一些苍龙、麟、风这样神话中的动物，实质上还是关于天象的纯粹描述，“分野”把星辰和地域联系起来，表明一种天人生活同构的雏形，而“三垣”则完全反映了统治阶级的观念。“三垣”即紫薇垣、太薇垣、天市垣，把位于二十八宿以内的恒星分为三大块。紫薇垣是天上皇宫的意思，其中有帝星、帝后星、群妃星、三公星、太子星等；太薇是天上政府的意思，有将星、相星、诸侯星；天市是天上都市的意思，有主管秤权交易和商人的宦者星、宗正星、宗人星、客星等。紫薇垣和天市垣在《开元占经》辑录的《石氏星经》中有，大约出现于战国时代。太薇垣初见于唐初的《玄象诗》。62这即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名副其实的占星学。
那么，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天文学界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史记·历书》云：
幽、厉之后，周世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
《汉书·律历志》所载与此略同：
三代既没，五伯之末史官丧纪，畴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记，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即所谓古六历）。
就是说，东周以降，天文历算学者从周王室分散外流。各国诸侯却因争夺称霸，招揽人才，因而重视天文学的观测与研究，导致天文学蓬勃发展。在当时的天文学中，以甘德、石申、巫咸三大学派影响最大。巫咸传说是殷代大臣，《巫咸星经》为我国最早星表，据说含33座共144星，原本亡佚（后世存本列齐、赵国名，显然不属于殷代文本）。甘德或为楚人，或为鲁人，作《天文占星》八卷。魏国司星石申的活动约在前4世纪，作《天文》八卷。后世将甘石著作合称《甘石星经》，原著亡佚，从《史记》、《汉书》和引文中可知一二。63这时候的天文学家实质上已成为占星家，他们要用天象知识为各国国君服务，占星内容涉及到用兵、立嗣、农桑、祭祀等众多国家大事。中国古代天文学出现的这种状况，与此时出现的邹衍阴阳五行学说构成一种共生的现象，它们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很复杂的。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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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文与社会 2012/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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