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珥蛇与玦:从小传统的误解到大传统的再发现
以汉字的产生为界,我们将书面文化传统称为“小传统”,前文字时代的文化传统才是“大传统”。在1921年考古学发端于中国以前,并不具备认识大传统的知识条件。对小传统的古书中记载的名物,两千多年来只能局限在文字记录和书本知识的范围以内去理解,有一些难免是后起的误解或曲解。《山海经》中的“珥蛇”和《说文解字》对“玦”的解释就是这样的情况。
先看对玦的曲解。《说文》玉部:“玦,玉佩也,从玉,夬声。”把玦理解为玉佩,约为东周至秦汉时代的流行观念。著名的鸿门宴上,范增曾三次以所佩玉玦为符号,表示决断的意思,暗示项王要当机立断杀掉刘邦。不过司马迁绘声绘色的描写却没有说明玦佩戴在身体的什么位置。《九歌·湘君》有“捐余玦兮江中”一句,也没有点出玦的佩戴位置。后人推测是在腰部。当代学者陆侃如《楚辞选译》、陈子展《楚辞直解》都认为玦是玉扳指,是戴在手指上的。
从《左传》和《荀子》等文献可知,玉玦隐喻决断的用法源自先秦。《左传·闵公二年》云:“公与石祁子玦,与宁庄子矢,使守。”杜预注:“玦,示以当决断;矢,示以御难。”这是巧用器物名称的发音为隐喻,属于谐音式的符号物修辞表达。《荀子·大略》云:“聘人以珪,问士以璧,召人以瑗,绝人以玦,反绝以环。”五种玉器至迟在战国时代已经都有各自的隐喻意义。玦与绝交同义,环与返还同义。根据这些现象,今日的汉语工具书在解释“玦”字时,先说它是古时佩带的玉器,形似环但有缺口。再说它常用作表示决断、决绝的象征物。除了《史记·项羽本纪》外,还会引证刘向《说苑·贵德》之说:“郑子产死,郑人丈夫舍玦佩,妇人舍珠珥,夫妇巷哭三月,不闻竽琴之声。”还有明代何景明《杂言》中的判断:“古人奉德则报以佩,恩返则报以环,恩绝则报以玦。”等等。但必须明确的是,这种决断、决绝之义毕竟是后起的谐音引申义现象,不能代表玉玦产生期的原初意义。
地不爱宝,却能藏宝。甚至一藏就是成千上万年。当考古工作者在南北方各地发掘出史前至商周时期的大量玉玦,情况才初次得以辨明:从玉玦出土通常在死者耳边的位置看,它主要不是身佩之饰物,而是专门的耳饰玉器。如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七千年前的玉玦(见《河姆渡文化精粹》第36-37页图版);又如1983年以来在赤峰地区距今八千年的兴隆洼文化墓葬中发现玉玦,出土位置多在头骨耳侧,且多为成对出土,也有单个出土的。据此可知:在司马迁写下鸿门宴上范增用佩玦当暗号的事迹时,玦在东亚大地上已经存在了六千年之久,玉制耳玦堪称当之无愧的文化大传统。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一直未曾中断。西周王权旁落以后,远古的礼仪传统在诸侯割据的局面下濒临断绝,耳玦的本来面目也就逐渐失传于后世。一般人只知道从发音上理解玦的决绝之义。若没有大传统玉耳玦的新发现,恐怕玦的使用真相永远不得大白于天下。
汉字中,造字先民用一个玉字和一个耳字合成“珥”字。《说文》:“珥,瑱也,从玉耳,耳亦声。”许慎将“珥”字作名词来解释,并说明珥字发音为何与耳字相同。珥字原意指用玉石材料制作的耳饰,又叫“瑱”和“珰”。这些字都从玉旁,表明华夏先民以玉饰耳的普遍性。《诗经》《楚辞》中多次讲到玉耳饰的各种名目,可以为证,这是一种极为古老的礼俗。但是古代注经家们万万不会想到,佩戴玉耳玦之风兴起于七八千年前的东亚多个地方,其初衷是要模拟神灵形象。《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腰若流纨素,耳着明月珰。”吴兆宜注:“穿耳施珠曰珰。”《荀子·礼论》:“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充耳而设瑱。”
其实,从新石器时代的初民信仰看,穿耳施珠一类特殊行为,审美的功能是派生的,神话的功能才是原生的。先民视玉为神物、通灵之物,所以玉制耳饰本身就具有通天、辟邪、护身的信仰功能。这是玉玦产生的神话观基础,这同玉璜象征通天通神的龙与虹的神话观念,完全一致,不宜按照今人的理解,仅当作美化和装饰来看。
与玦的情况类似,《山海经》中记录的珥蛇习俗,也在文字传承的小传统中丧失了本义,变成无解的哑谜。
珥蛇之说,在《山海经》中共出现九次,都是“珥两蛇”;还有一次说西方之神蓐收“左耳有蛇”(《海外西经》),另一次说雨师妾“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海外东经》)。此类描写集中在神话色彩浓厚的《海外经》和《大荒经》中。珥两蛇,珥字作动词,显然指每只耳朵上都有蛇形。对此奇特礼俗,注释家博学多闻如郭璞,也只能用几个字来解说,叫“以蛇贯耳”。
由于《山海经》原本图像的失传,后人根本弄不清楚“珥蛇”是什么样子。借助于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考古图像和实物所展开的“四重证据法”,以当代考古发掘的文物作为实物证据,能够让今人超越小传统的迷惑,解读文字编码背后之谜。先是1960年湖北荆州战国楚墓出土的铜器——兵避太岁戈,展现出一位珥蛇之神脚踏日月的生动形象,被专家解读为太岁神形象:
随后有台北故宫藏龙山文化玉圭上阴刻的神人形象(一说神祖面纹)的重新发现和解读。该形象头顶戴神冠,口中呲出上下獠牙,双耳佩戴着巨大的人面蛇身形耳坠。这件物证,可将珥蛇神话上溯到四千多年前的史前期。
无独有偶,2012年3月发布的红山文化蛇形玉耳坠,第四重证据再度发挥出图像叙事作用,并将两千多年前的《山海经》珥蛇神话,向上延伸到五六千年前的红山文化,成为大传统的天人合一神话观的又一有力证明。
要理解珥蛇神话的天人沟通意蕴,需要首先明白蛇龙之属在先民信仰中的神圣性。《史记·封禅书》云:
(秦)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珥两黄蛇”的说法,在《山海经》的九次珥蛇记录中占了两次,意义不明。参照《史记》记述的史敦说法,黄蛇是“上帝之征”。秦文公是春秋时秦国国君,在位期间为公元前765—前716年。在两千七百多年前的巫史占师看来,黄蛇和黄龙几乎同义,都是天神或上帝显灵给人间的神话动物符号。对照着史敦的神话式判断,《山海经》中夏启珥蛇、乘龙、佩玉璜等描写,显然是人王模拟天神的行为符号。
红山文化玉蛇耳坠的出土,不仅对天下奇书《山海经》的性质(是文学虚构的小说,还是古代实录?),给出重新认识的极好契机,也对神话中潜藏着的真实历史信息,提供出生动无比的诠释案例。这就足以启示后人,对于古书中神秘难解的内容,不要急于否认其真实性。四重证据之间的互阐互证,是目前较有效的探索方法。史前玉蛇耳坠的重见天日,虽然目前只有小小的一枚,却是十分重要的第四重证据,因为它的玉质材料和肖生想象造型,都能够透露出丰富的“神话历史”内容,给古书中遗留的千古未解难题,带来豁然开朗的认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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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2年04月18日08 版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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