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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吴文藻对城市社会学的乡村化导致了一个令人遗憾的后果：中国社会科学家习以为常地将实为历史悠久的城市描绘为“中国的未来”。有趣的是，当我们把这一看法与前明恩溥式的东方学家对中华帝国之研究相比较之时，后者则将传统中国视为一个城市的世界。
这一知识上的与意识形态的后果需要从当代学术领域中文化借用之困境的角度进一步探讨，不过那是另外一项工作的任务，在这里我仅局限于中国社会学的问题。
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 1920~1975)在“社会学在中国——一个简短概述”一文中讨论1949年之前的中国社会学时，曾说：
在社会科学的一般历史中，我们假设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联姻来得晚近，在这之前有一个长期的“追求”过程。中国并不符合这一模式。在那里几乎是在社会科学建立之初人类学和社会学即互相缠绕——只是当共产党人到来之时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解开了。
弗里德曼继而在他的文章中概述了19 20~1930年代中国发展的以下三种社会学取径：
(1)测量与人口研究;
(2)社区研究;
(3)法律研究。
弗里德曼评价“社区研究”这一中国社会学特征亦即“相互缠绕”的社会学与人类学之时，说到这类研究“也许可以视为美国乡村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一种延伸，外国学术的风气促成了中国人的调查研究之产品。”
但是弗里德曼定义的“中国社会学”远为复杂。吴文藻推动他的“社区研究”作为中国化方案的一部分;吊诡的是，与之相关的方法论却发展自一位传教社会学家。吴文藻的社会学因此可以说是基督教传教士和当代中国社会学家对古老的关于中华帝国都会的欧洲“东方主义”之联合抵制的认识论后果;它是一种“民族志化的社会学”，基于教会学者的“村庄窥视法”、英国式的民族志和社会生物学的功能主义的一种中国式结合。更确切地说，吴文藻对派克城市区位学的“诠释”成为一个服务于社会学实践的没有内容的工具，是通过一种已经在使用的中国式的综合来对它加以循环利用而实现的。尽管吴文藻的努力可以说是一种“民族志化” ，他却未从这一角度考虑过这一点。相反，他视其所为是中国化社会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对吴文藻而言，在中国发生的“民族志化”不再是一个对民族学历史的公开的“科学的”反对，而是一种西方新方法的东向扩张，更宜定义为一种中国式结合，以此来使一门西方学科——社会学——成为“中国的”。在他看来，本土化或“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特征之一是民族志，另一个则简单是“以汉语叙述的社会学”。
作为本文的铺垫，以上我先反观了1930年代上半期与燕京大学有关的“民族志化”和人类学“社会学化”之困境。接下来我将继续此探讨。不过鉴于罗兰(Michael Rowlands)的观点——他认为学科转型是由一种可见的规则导致，即将民族学与社会人类学之间的区分等同于历史与科学之间的不同，并且鉴于如同西方人类学圈中所发生的那样，民族志化和人类学社会学化在中国可能也是由于去除民族学的历史想象造成的 ，我也将试图将中国民族学——这一门与社会人类学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同一时期酝酿和构建，并与之关系密切的学科，带入到比较与关联的考虑中。
晚清中国的“启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西方进化论人类学的翻译。20世纪初，人类学这一学科已经被包括在北京大学的课程设置中。在民国早期，当社会学人类学方面的其他西方著作被翻译过来，在许多国立和教会大学建立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系，主要包括燕京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学堂、沪江大学(上海)、浸会大学(北平)、天主教辅仁大学(北平)、华西大学。在1920~1930年代，那些留学欧洲和美国的留学生将西方式的社会科学学科带回中国，并且开始在中国传播和实践它们。在不同的外国文化环境中接受的训练影响了这些海归中国学生如何去构思和发展他们的研究范围。在20~40年代之间中国的情况是，当具有英美教育背景的中国社会学家在进行一种社会学和民族志的中国结合之时，拥有德国、法国和美国教育背景的中国民族学家正在以文化和历史对社会学进行对抗。
我将自己视为人类学再历史化运动的参与者，因之，我将对弗里德曼的社会学观点有所批评。弗氏认为，中国社会科学中，吴文藻的“中国学派”是重要的。对此，我有不同看法。我将把中国民族学这一对立的学脉带入一种比较的思考中，同时使它与我们关注普遍意义上的人类学与民族学之间内在关系的讨论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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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2012-11-2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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