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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与民族史
当弗里德曼写作有关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情况的时候，他仅仅呈现了其中的一个部分。这一部分是“1950年代在‘毛主义’的国家重压之下隐现和沉默” 的社会学。那是一种由吴文藻及其弟子在燕京推动的中国化的功能主义的社会学。但是在1963年，在他写作“社会学在中国：一个概述”，弗里德曼强烈批评了这种社会学的去历史化和民族志化。在反思马林诺夫斯基和费孝通功能主义民族志的不足之后，弗里德曼将矛头指向了拉德克利夫-布朗和林耀华：
根据林耀华——一位扎根于中国的学者所描述，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研究中国社会结构最好的方法是选择一个很小的“社会区域”，小心翼翼地检视它，将它与以同样方式进行研究的其他样本进行比较，然后着手进行普遍性的提取。似乎通过这种从小型社会区域研究的耐心归纳，一幅中国社会体系的图景即将出现。在我看来最悲哀的是，所有的对人类学方法的偏见都莫过于此。这是人类学最高明的谬论。它势必作为一种特殊的反讽打击我们，如果我们记住它直接源自一种对总体性的预设。当我们研究原始社会的时候，我们必须将其视作实体，而一旦转向复杂社会，我们发现自己的工具是如此适合于小规模调查，以至于我们必须从棘手的整个小社会区域一点点雕刻出来，它们——如果可以套用一下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所说的话——是任意尺寸的缩影。
通过对功能主义和中国民族志的反讽，弗里德曼将他的同事导向了在他看来更货真价实的涂尔干社会学的模型——一个神圣的总体性。弗里德曼晚年致力于中国的宗教-宇宙观和历史研究，希望能将“社区研究”拽出它们的民族志泥潭。他的努力呈现出一种“社会学化”的相反方式，这种特殊形式的“社会学化”被定位为面向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性。
作为一个伟大的汉学社会人类学家，弗里德曼正确地修正了中国社会学，但是他“忘记”了这幅人文科学壮景的另一部分——居住在中国的外国民族学家(如史禄国)，以及更重要的是，与中国社会学家相对立的中央研究院。
在“社会学中国学派”中出现的民族志瞬间并未成功吸引国民政府的注意力。在燕京社会学家的理解中，国民政府是社会变迁主要的擘画者和工程师，其处境能够被他们以一种完美的方法来研究。但国民政府有自己的计划。
在1927年正是在吴文藻到燕京大学教书前两年，国民政府决定建立一座代表性的新的国立研究院。这个计划是要创建一所直接附属于中央政府的高等研究院，独立于任何大学之外。这所研究院将称作“中央研究院”。1929年4月，蔡元培(1866~1940)——一位在德国学过民族学的著名教育家，被任命为中研院的院长。几个月之后，中研院正式开幕。在他任期内，蔡元培首先创建理化实业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史语所是其中最大也最成功的机构。这三个“母所”后来又分出好些“子所”，使得中研院拥有超过10个研究所。民族学一开始被包含在社会科学研究所中，这个所同时建在南京和上海。后来民族学并入史语所这一更大的机构，这个所1927年在广州建立，1929年迁至北平，所长是著名学者傅斯年。
傅斯年1898年生于山东，曾就读北京大学。“五四运动”期间，他是极为活跃的学生领袖。1919年以后，他在伦敦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和物理。在此期间，还对比较语言学和历史学发生兴趣。1926年，傅斯年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和历史教授。1928年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傅斯年有一个明确的政治观：他支持国民政府，反对共产主义。在他就职史语所的演讲文章中，他表明自己不同意新儒家和其他“主观历史学”，认为史语所研究的目标之一即“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 他的研究所的最终目标，正如他在这篇文章结论中所说，是“要科学的东方学正统在中国”。 傅斯年的方法论是中国传统史志与当代考古学、地理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的特殊综合。
在视中国为一个整体这一观点上，傅斯年和吴文藻及其弟子并无二致。但他几乎没有受到涂尔干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影响，因而他自己的研究方法是社会学化还是民族志化的问题并不存在。和史禄国一样，傅斯年对中国人的民族起源问题有极大兴趣，并且也对中国历史上民族和区域复合的问题进行关注。两人的不同在于，后来史禄国这位定居中国的俄国民族学家将其目光聚焦在中国的边疆和中间圈，而傅斯年这位当代中国民族史之父，则以研究中国文明形成为首要任务。
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已经指出，在西方社会学人类学中的传播论者，有弗洛伊德式、莫斯式、韦伯式和布罗代尔式的对文明的研究，后来转变成这样一些有关文明的主题，如现代主义、文明作为一种反民族中心主义的心态以及超社会观念、文明作为先验存在以及文明作为世界体系的全球化进程。 如果我对王斯福先生的理解大体准确，那么，傅斯年实际并不属于这些思想流派的任何一种。虽带着轻微的传播论色彩，但傅斯年仅仅是想将文化多元和古代中国的文明一体性结合起来。不过在这么做的时候，他触及到区域研究一些相当有趣的方面。
傅斯年最有名的一项研究是他的“夷夏东西说”，这篇文章构思于1923年，完成于1931年，发表于1933年。在这篇短文中，傅斯年表达了一种与葛兰言相近的历史观，不过他并没有葛兰言那种对结构的神话学之理解力。作为一个中国的“科学的东方学家”，他过于轻易地执着于历史的真实。然而某种程度上如葛兰言一样，傅斯年反对欧洲传播论者对于中国文化“西方起源”论，这种论调一度在20世纪初活跃的一批中国主流思想家中流行，例如梁启超、章太炎、夏曾佑和蒋观云。他承认传播论的优点，尤其是它对文化接触的强调。而当他把考古学和档案资料联系起来时，他呈现了一幅跨文化关系的图景。傅斯年相当随意地使用“民族”来指称在秦帝国之前的2千年内建立了不同朝代的相互竞争的族群。在傅斯年的描述中，古代文明在东方与西方两个地理和文化区域交流的背景中出现。在中国历史上，东方部落被称为“夷”或“野”，而西方部落则被称为“华夏”或“文”。这两个敌对的部落各自活跃的中心地理区域为黄河、济河与淮河流域。而这种竞争本身带来的文化间的关系傅斯年称之为“混合”，推动了帝国的形成。正如傅斯年所假设的，“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
在谈到两个小型区域的不同时，他说“我们简称东边一片平地曰东平原区，简称西边一片夹在大山中的高地曰西高地系”。 两个区域之间的地理差异与农业、政治、军事方面的差别有关。对傅斯年而言，东边小型区域已经有大片农田，农业高度发展，这使得它更容易发展政治组织。但是它缺乏在军事方面防守和进攻的地理优势。与西边小型区域相比较，西边农业不那么发达，但是地理位置更适合畜牧和林业。它使部落在这种条件下更容易发展出强大的武力。如他所说：
三代中东胜西之事较少，西胜东之事甚多。胜负所系，不在一端，或由文化力，或由组织力。大体说来，东方经济好，所以文化优。西方地利好，所以武力优。在西方一大区兼有巴蜀与陇西之时，经济上有了天府，武力上有了天骄，是不易当的。然而东方的经济人文，虽武力上失败，政治上一时不能抬头，一经多年安定之后，却是会再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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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2012-11-2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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