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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期间(1937~1945)，中国社会学和民族学主要的几个中心全部迁到西南。燕京、清华和南开大学从北平迁至昆明并成立西南联大。吴文藻在昆明创建了一个社会学系。傅斯年最终把他的史语所迁到李庄——一个长江边上繁荣的四川小镇。在这样一个任何地图上也找不到的偏远乡村，没有了战争干扰，所有的研究依旧继续。吴泽霖和他的社会学系从上海迁至贵阳。不知为何，杨堃留在北平燕京大学未迁走的系部中，后来又转入了辅仁大学。
1938年费孝通回国加入吴文藻。他继续做“社区研究”并增加了一个“类型比较”的新视角，寻找对传统中国存在不同类型的乡村全都需要进行现代化的建议。但是费孝通的研究(不久后以英文发表的Earthbound China, 1951)和几位在他的“魁阁”社会学工作站的研究者做出了几项在英语学术界很有影响力的作品——例如许烺光的《祖荫下》(1948)。
费孝通和他的团队在当时大概是个例外，因为其他的学术团体都加入到所谓的“边政学”中。当国民政府总部设立在中国东部之时，它并没有对边政问题投入太多关注。在战争期间政治和文化中心暂时转移到西南，而那里民族多样性和边疆问题成为中心。有关民族多样性和不同文化间关系的民族学知识成为国民政府的迫切需要。它给这方面研究提供了大量拨款，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联手。民族学家继续他们从20世纪30年代已经在做的此类研究。吴文藻和吴泽霖以及他们的许多社会学追随者“转型”成民族学式的社会学家。例如林耀华，曾以他的福建农村研究闻名，加入了李安宅所在的成都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在那里，他们共同推动对这门学科的改革。像燕京大学一样，华西大学是由美国、加拿大和英国教会所创办。战前这里有一群具有教会背景的外国人类学家，包括戴谦和(Daniel Dye)、陶然士(Thomas Torrance)和叶长青(James Huston Edgar)等，将动物学、植物研究和民族学联合在一起，已经发展出他们自己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模式。1914年，他们在这所学校创建了一个综合性的博物馆，并且早在1922年奠定了华西边疆社会研究的基础。从那时开始直至中国人类学家到来之前，一位重要的转折性人物是葛维汉(David Graham)，他最初在燕京大学工作，后来被聘为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反对戴谦和、陶然士和叶长青的传播论。同时他将博物馆的动物学、植物学和地理学部分清除出去，使这个综合性的博物馆转变成一个民族学和考古学博物馆。 李安宅到华西大学以后开始对它的民族学和人类学模式进行社会学化。不过在此之前李安宅曾在西藏做田野，他的社会学中有民族学的成分并且相当不同于“社区研究”。1941年林耀华加入李安宅并继续“西行”之路，到凉山彝族地区进行民族学调查。
在西南中国和中国历史上，对土司和地方头人的研究常被强调。土司制度是元代和明代基于帝国的智慧发明的一种“间接统治”，在清初之时已被官方认为不合时宜。然而在20世纪上半叶西南中国的许多地方，这套制度依旧在现实中运行，土司和地方头人依旧在当地社会发挥他们强有力的影响。如何使这种间接统治转变成一种国家的直接统治?民族学家诸如凌纯声，社会学家诸如吴文藻，社会人类学家诸如林耀华等，都自觉有责任提供答案。
民族学家和民族学化的社会学家变成兄弟反目。他们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别。然而中研院的民族学家在其关于民族与边疆问题的论述中更倾向于主张中央集权，民族学化的社会学家因受到英美“间接统治”(自马林诺夫斯基)的理想模式和文化相对论(自博厄斯 [Franz Boas, 1858~1942)的影响，对科层权威的中间形态要宽容得多。在战时，这两种“学派”都有机会在政治上表达它们自己。
1939年2月13日，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1893~1980)在昆明《益世报•边疆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 很快这篇文章便在多家报纸转载，包括《中央日报》、《大公报》、《西京平报》以及各省日报。在这篇文章中，顾颉刚号召青年知识分子为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自强做出贡献。他反对任何有关“民族”概念在中国的扩张，认为在日本侵略的艰难时刻，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历史和目前形势应该被重新概念化。知识分子应该勇于接受这一“事实”：中国很早以前便是一个整体。他们应抛弃这样一种错误定义：即中华民族是由五个或许多不同“民族”组成的一个整体;相反应该接受“眼前的事实”——中国更适宜理解为仅有三个文化群体即汉人、穆斯林和藏人的一个整体，并且通过研究和实践减少他们或者边境部落之间的差异。
顾颉刚的文章发表以后，很快傅斯年和费孝通也表达自己的看法。傅斯年和一些学者积极支持顾颉刚，而费孝通及其朋友对顾颉刚的政治呼吁表示谨慎。在战争时期，居住在西南“边疆”的中国知识分子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一方坚持“中国民族只有一个”，而另一方仍旧试图接受中国民族的多样性。
结 论
抗日战争一结束，所有的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又回到他们原先的学术堡垒里。还没等他们安顿下来，内战又爆发了(令人诧异的是，在这一段时期，杨堃这位稀世之才，受过优秀训练的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却没有对边政学研究说过只字片语，他离开北京到昆明云南大学教书去了)。
1949年国民党溃败，中研院随之迁台，傅斯年、李济、凌纯声、芮逸夫和许多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及民族学家都离开了大陆。所有的具有教会大学背景的中国社会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都选择留在大陆与新政体合作。他们共同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寄予热切希望。然而，“新民主主义”并没有给社会学带来繁荣。无论是社会学还是社会人类学都被新政体禁止了。苏联式的ethnographia(民族志学)，也即“对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框架内全部社会生活现象的研究，依据它的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以及它的因果论证” ，被重新冠名为“民族学”引入应用，它成为官方给社会学家、社会人类学家和一些历史学家指定的职业认同。Ethnographia是一把双刃剑。
吴文藻1946年曾担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外交组组长。1946~1951年间，他对日本社会进行了广泛的调查。1953年当中央民族学院在北京成立之时，吴文藻被任命为民族学教授。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从1959年至1979年，他大多数时间都花在翻译西方有关世界史的研究，没有任何机会从事中国社会学和民族学研究。1979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第三年，吴文藻当选为新成立的中国社会学会顾问。他于1986年去世。在生命最后几年，他写作了好几篇颇具影响的文章，关注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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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2012-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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