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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白先生并不是回避争论而提出上述看法的。他只是看得更开阔一些，他认为，从一个历史阶段看，民族之间可能友好合作比较多，在另一个历史阶段里，可能民族间打得难解难分。纠缠于这些历史现象中解决不了问题，最重要的是从整个历史发展去看问题。白先生的这些认识得到了与会学者的赞同。翁独健先生在大会的闭幕会的总结发言中说：“中国各民族间的关系从本质上看，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愈来愈密切的接触，形成一股强大的内聚力，尽管历史上各民族间有友好交往，也有兵戎相见，历史上也曾不断出现过统一或分裂的局面，但各民族间还是互相吸收、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促进了中国的发展，这才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17］在后来由翁独健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一书中仍然延续了这一说法［18］。
当然，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友好和民族矛盾斗争问题，白先生也有过具体的分析。他认为，在多民族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之间有和好，有争吵。和好，有聘问、朝贡、封赐、和亲、交易、民间的各种往来。争吵，有时发展为战争。应该看到，友好和斗争都不是绝对的。有的时候，斗争是手段，友好是目的。有的时候，友好是手段，斗争是目的。有时，在个别事件、个别地区有争吵，但不一定就破坏民族间的友好。也应该看到，在历史记载中，对于民族友好的记载往往不像记载民族纠纷、特别是民族战争那样引人注目。民族纠纷，特别是民族战争，即使是暂时性的、自发性的，也可以改变人们对于长期友好的印象。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民族关系是曲折的。但总的说来，友好关系逐步发展。无论在时间的继续性上、在关系到的地区上，还是在牵涉到的方面上，都是这样［4］（P95）。根据可靠的历史资料，辩证地和发展地看问题，白先生就是这样将一些复杂的问题阐述清楚，并提出新的有创见的认识。
（三）关于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性
中国有撰述民族史的优良传统。客观地说，中国民族史撰述起步很早，但一度重视不够。白先生在其论著中从多角度论述了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性。
首先，从中国多民族的历史特点出发看民族史的重要性。白先生说：“对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研究各民族的起源，了解这些民族历史上的根源是怎么回事，可以开阔我们的眼界。”［6］他还说：“讲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不能丢开民族关系的发展，丢开没法讲。”［3］白先生不仅在理论上讲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性，而且在他的治史实践中也有切实的体现。在中国通史编纂中，民族史就被置于中国通史的首位。翻开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我们可以看到，在题记和总目的后面有4个插页：一页是影印的毛泽东手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另外3页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蒙文版书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藏文版书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文版书影”。在一套多卷本的大通史的首卷最为显著的位置作这样的安排，应该说是有深意的。联系该书的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样的安排反映了多卷本《中国通史》对民族史的重视。《中国通史》导论卷第一章“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所讲的三个问题（关于中国民族史撰述的回顾；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分布现状；统一的多民族历史的编撰）也都是紧紧围绕着多民族史撰述的历史、现状和几个理论问题展开的，显然是把对各民族历史的撰写看作是中国通史所要反映的主要内容。基于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理论认识，白先生对民族史重要性的理解是准确而深刻的。
其次，从历史教育的角度和民族团结的角度看民族史的重要作用。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白先生就对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结合的问题的必要性作了论述，他认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结合的作用，更宽广、深刻和强化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通过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更加巩固了各族人民的团结；同时，由于各族人民团结的更加巩固，也大大地提高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效果［7］。这些认识不仅把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十分明确地表达出来，而且对历史学在教育上的重要作用和积极影响也表述出来。白先生对回族史研究重要性的认识更加具体地表达了他对民族史研究的看法。他认为，加强回族史的研究，可以教育回族人民，鼓励回族人民继续前进，让回族人民懂得过去在祖国历史上的地位，对祖国文明创造的功绩，加强自己对维护祖国、建设祖国的责任感。这是他从历史教育的角度出发而阐发的见解；从民族团结的角度着眼，他认为，回族史的研究，可以让兄弟民族，包括汉族，增进对回族历史的了解，让大家更多地知道回族的历史跟全国各民族的历史分不开，回族跟全国各族人民的密切关系，从而增加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9］。
从对回族史的研究到多民族中国史、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从民族史的视角到历史教育、民族团结的视角，白寿彝先生以其恢弘的视野，勇于探索的精神，对中国民族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使他跻身于民族史著名学者的行列④，成为民族史学界具有深刻个性特征的史学家。重视理论研究，提倡开拓创新，主张融会贯通的学术特色在他对民族史的研究中得到充分的发挥。
三、关于民族史学和中国史学史研究
民族史学是白寿彝先生力主发展的一个学术领域，多年来的治史实践和理论探索，使他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整体的把握，他的通识也使他对民族史学的发展前景和重要意义有准确的定位。同时，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角度，他建议发掘民族史学以丰富和完善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
（一）对民族史研究工作的认识
关于民族史研究工作，白先生特别重视研究方法、总结工作、资料收集工作和理论建设工作。
怎样研究民族史？白先生认为，最要紧的是放开眼界，发掘潜力，不断综合新的研究成果。放开眼界，就是要能提出新问题，不要总是拘束于过去已经提出的老问题。多提新问题，重要的是站得高，要从整个历史发展看问题［6］。从整个历史的发展看问题，是白先生研究历史的方法之一。重视总结工作，更是白先生所提倡的学术不断出新的基础。
1988年10月，白先生在中国民族史学会上作题为《关于民族史的工作》的讲话，一个重要的意见就是关于民族史研究的总结问题。时值建国40周年即将来临，他有对40年来的民族史研究工作作总结的强烈意识。他说：“总结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值得我们下力气去搞。我们把这件工作做好了，对于我们民族史的研究进一步开展，会有很大的好处。”［19］他建议民族史的总结，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按照民族去总结，或按照地区进行总结。在总结过程中，要注意到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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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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