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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明的调查，也涉及到禄村60年来的社会变迁；但是，他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费先生所说的后一种研究。他依据“研究者自己的理论和心态的变化”，重新考察了费孝通曾关注的地权问题。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费孝通、张之毅的旧作已较为完整地描述了禄村土地制度的面貌，但因这一考察缺乏历史深度，而没有能指出这一制度生成的历史背景。费先生从事禄村田野工作时，乡民社会的研究刚刚兴起。在当时的社会人类学界，乡民社会被当成与偏远的少数族群一样的群体来研究。直到后来，才有人类学家 敏锐地注意到乡民社会不仅是文明社会的前身，而且是“有国家、有历史”的“复杂社会”的难以切割的组成部分。有鉴于这一研究理路的变化，费先生近年对他曾坚持的社区调查法和“被土地束缚的中国”（Earthbound China）概念展开了重新思考，承认自己的社区调查难以反映整体中国社会结构，并指出中国人类学需走进一个“文明社会研究”的时代才可能找到自己的理论基础（参见费孝通，1998）。张宏明受到费先生近期思想 的影响，选择了通过深化田野工作的历史深度来拓展视野的历史人类学方法，将研究的时间范围扩大到民国前的历史，试图在一个更具历史深度的脉络中把握禄村农田所有权的变动。
经过6个月的田野工作，张宏明敏锐地看到，与《禄村农田》中所说不同的是，禄村的土地只是在表层上归属于禄村人。在很长的历史中，这里的土地一直是由国家“分配”给农民的。这也就是说，国家是所有者，农民只是使用者。农民每年都要承受赋税的压力，朝廷统一使用税收的资源，以“再分配”（redistribution）的制度形式，将这些资 源用在“礼仪”等“公共”事务上。也就是说，在农村土地所有权方面，国家“再分配”制度起的作用向来是核心的。张宏明的博士论文于2002年6月通过答辩，这篇论文追寻了古代国家土地制度与近现代土地问题之间关系纽带的演变过程，并据此指出，所谓“消暇经济”事实上就是当地公共仪式的民间制度安排。
这个论断使我联想到多年前我自己曾借用福建溪村的个案研究反复强调过的乡土社会“公”与“私”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农民，我们的印象一直是，这是一群需要被灌输“公共意识”、被赋予“公民权”的人。福建溪村的考察让我看到，农民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分层次和等级的“公私观”，其中公共的部分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的地位也很高。在公共生活中，集体仪式又是核心内容。为了维持集体仪式，溪村人花了大量时间、精力和物力来建设、维修村庙、祠堂和祖坟，而这些被我们现代政治经济学家当成“浪费经济”的空间，正是地方社会的公共空间（参见王铭铭，1998：18－38）。
在禄村的研究中，我再度看到“浪费经济”的社会价值。云南这个地方，自明代就有正统的“教化”运动，所谓“洞经文化”可能就是这个运动的核心内容。禄村本地的居民并不耕地，他们把大量时间花在庙会庆典和洞经音乐上，他们俨然是地方社会中传播“雅文化”的人。他们将自己与外来雇工区分开来，所用的办法就是将文化认同定位为“化内”的，并由此把自己与被他们认为是“化外”的雇工区分开来。他们中“私”与“公”的区分，建立在外来雇工的劳作与当地正式居民的“消暇”的区分上：在“消暇经济”中特别重要的“洞经会”和庙会，一般不由外来的雇工／耕作者参与。如此一来，禄村人俨然成为“化内之民”，而外来雇工作为他们的共同体的局外人（或“化外之民”），则不仅不拥有土地，而且也不拥有参加当地“公共社会活动”的权利。
何以解释这一重要区分的历史形成？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仍应进一步关注与“再分配”相关的制度。历史上的土地所有权，是“编户齐民”的组成部分。禄村的外来雇工因是“流民”，所以没有户籍，没有户籍等于在“体制内”没有土地，赋税由有户籍和土地的当地人承担，剩余部分也归他们所有。而禄村人花费在费孝通所说的“消暇”上的，显然大多也便是这个剩余部分。这从一个角度说明，农民的“消暇经济”与土地的国家“再分配”是有密切关联的。然而，在强调“再分配”时，我们似乎不应忘记了一个事实，即历史悠久的“耕者有其田”理想可能带来一种“意外后果”：长期以来农民对于他们从国家“再分配”而来的土地一直保留着地方性重组的权利。禄村人的“消暇”，就是“地方性重组”的方式之一。研究表明，“消暇”与当地公共的“面子”的维持有关。值得重申的是，禄村人为了表明自己是“化内之民”，并借此维持他们与外来雇工之间的差异，运用了朝廷在“教化”过程中提供的公共活动形式。因而，他们的“消暇经济”具备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双重性：一方面，它的存在具有一种“社会理性”，服务于当地社区的“边界”的创造与维持；另一方面，在创造和维持这个区分内外的“边界”时，它使自上而下传播的“教化”与当地的地方感紧密结合在一起了。
从土地使用面貌的研究，引申到历史上的“教化”，让人觉得禄村的再研究在研究领域之间跨越得太远：土地制度，或费孝通所说的“从利用农田而发生的一套社会关系”（1990：15），本为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而“教化”和社区的“地方感”之演变历史，则大多仅为文化史研究者所关注。然而，这一跨领域的联想，并非毫无理由。上面零星提到的那些观点表明，以往被分列于两个领域内的种种事实之间事实上是存在密切关系的。如何理解这一密切关系？我认为历史的启发仍是重要的。历史上，朝廷在对诸如 云南这样的“边疆地区”实行“绥靖”的过程中，通常将“拓殖”的土地分配给“拓殖”的移民（包括“军户”）。为了将流动于边陲的人口纳入定居社会，朝廷通常随之采取“编户齐民”的办法，把他们稳定下来，使之从“流民”变为“居民”。户籍登记是这个过程的核心（这在张宏明的论说中未能得到充分关注）。户籍登记是确认“民”的数量的方法，也是规定远离皇帝的边陲地区居民行为规范的办法。居民在户籍登记的过程中，实际上与国家形成了双重关系，其一，正是张宏明所集中分析的“再分配”，其二，则是促成了“消暇经济”的公共仪式。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村落范围内展开的公共仪式活动，在诸如明初这样的时代里，可能暂时能够作为朝廷设计的文化模式的组成部分存在；但在历史的流动中，也可能产生“离心”的趋势，从“礼教”转变为所谓的“淫祠”（王铭铭，2003：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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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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