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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继承与反思
——记云南三个人类学田野工作地点的“再研究”
  作者:王铭铭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2-08-30 | 点击数:17414
 

 

内容提要:本文属于研究报告性质,主要涉及“魁阁”时期的三项人类学研究及其“再研究”。 作者借一项科研课题的记述,表明了对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类学探索的联系与差异的看法。费孝通的禄村研究、许烺光的“西镇”(喜洲)研究、田汝康的“摆夷”(傣族)村寨研究,均于上个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完成,分别从民族志的田野经验中提炼出有关土地制度、祖先祭祀及人神关系的分析框架。尽管研究方式各自不同,但总体而言,三项研究已共同关注到了乡土社会与现代性之间的文化差异。自2000年起,北京大学与云南民族大学进行“省校合作”。在这期间,几位青年学人组成研究小组,对禄村、“西镇”(喜洲)和那目寨进行了重访。他们参考了近30年来国际人类学界对 “再研究”提出的看法,依据各自在田野工作中获得的素材,思考了社会变迁和学术观念的转变对于“接续性研究”的双重影响,通过民族志的书写,提出了若干具有继承和反思双重性格的观点。本文依据三项“再研究”的学术所得,强调指出公共仪式研究对于乡土社会研究的重要性。文章还试图重新思考曾经对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有过深刻影响的“人文区位学”方法。
关键词:“魁阁”;再研究;交换;公共仪式;人文区位学;人类学

上个世纪30-40年代,云南成为中国人类学的主要田野工作基地之一。30年代初期,已有中山大学杨成志先生在滇中和滇西地区从事体质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调查研究。后来,中央研究院人类学家江应樑先生也赴云南调查傣族。1938年,抗战失利,“国难当头”,大批学者云集西南,集中于西南联大、华西大学、云南大学等学术机构。贯通中西的前辈在西南“边陲”奋力开拓,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文、理、工、医、 农诸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得到了空前发展。人类学、社会学和边政学的调查研究和学科建设也不例外。在这些学科中,一批有志者涌现于学林之中,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求索,做出为后世所不及的贡献,为中国学术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世纪之交,正值云南省政府设立“省校合作”项目,云南民族学院(现改称“云南民族大学”)与北京大学得到支持设立“重点学科”合作立项。为了光大“联大时期”的学术遗产,作为合作课题研究人员,我们于2000年9月提议对云南著名人类学田野调查地点进行再研究。选题获准后,我选择了几个田野工作地点为社会调查基地,组织社会人类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参与其中,展开跟踪调查。在课题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我们特别关注费孝通主持的“云南三村”调查、许烺光在大理“西镇”(喜洲)展开的祖先崇拜研究、田汝康对“摆夷”(傣族)村寨的研究。(注:关于同时期中国人类学研究与发展的总体面貌,王建民在《中国民族学史》(上卷)(1997:229-242,291-297)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这是抗战时期一批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者依据民族志方法的严格要求完成的研究。三位老一辈人类学家都曾是呈贡“魁阁”社会学工作站成员,他们的相关成果也可谓中国社会人类学“魁阁时期”的代表之作。
“魁阁”这个概念代表着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一个特殊年代里做出的有个性的学术成就。1938年,费孝通完成博士论文后,带着他的导师马林诺斯基赠予的50英镑,乘坐海轮,取道越南进入抗战后方云南。起初,费孝通在云南没有找工作,而是利用他的一位亲戚在禄丰县传教的关系之便进入该地,并选择禄村作为田野调查地点,计划以这个社区为起点,推动一系列的“类型比较”研究。1939年到40年代初期,费孝通任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作的社会学研究室主任,1940年,为了避开日本战机的轰炸,研究室迁移到呈贡“魁星阁”(即“魁阁”);此后,费孝通便在那里召集社会调查和学术研讨活动。参与这个团体学术活动的有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其中,社会人类学方面除了费孝通本人外,还有张之毅、许烺光、田汝康、李有义、胡庆钧等(费孝通等,1990:189;张冠生2000:181-187;潘乃谷2001;王铭铭,2004)。对于后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这批学者各自做出了重要贡献。
对于“魁阁”的这批社会人类学研究成果,以往我曾通过两种不同方式接触过。10多年前,我所涉猎的“魁阁”成员为中国社会人类学创作的几部经典,包括上面提到的费孝通等的《云南三村》(1990)、许烺光的《祖荫之下》(Hsu,1948)、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摆夷的摆》,1946)。在伦敦读书时,著名汉学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的学生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教授闲谈时曾对我介绍说,他自己攻读博士学位时弗里德曼要他读的书,除了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林耀华的《金翼》之外,这三本书也被视为必读。(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注意到,在宣扬这些地方性研究的重要性的同时,弗里德曼基于“社会结构”的概念,对小地方社区调查的“类型比较”提出过不同看法(Freedman,1963)。)后来,我自己在弗里德曼的论著里也看到,他的理论的提出,与他对于这三本名著的反思的确有密切关系。(注:我在其他论著里已提到,弗里德曼给中国人类学做出了一个重要贡献,他指出这门学科不 应满足于村落研究,而应将视野扩大到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王铭铭,1997)。)为了在弗里德曼的脉络下思考中国民族志研究的局限性,我曾花了一些时间浏览这些早期社会人类学论著,初步感受到了它们的特殊魅力,使我产生访问这些著作论述到的地方的愿望。
在海外对“魁阁”社会人类学的“间接经验”,后来又与一个本土的学术追问联系起来。大约是在1998年,北京大学潘乃谷教授递给我一个复印的稿件,用一贯的低声细语说:“这篇文章有点意思。”文章是作家谢泳写的,题目叫“魁阁——中国现代学术集 团的雏形”,内容大致是说西南联大时期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一个特殊时代,作者在文章里充满激情地说,费孝通先生在“联大”时期带领的一小批知识分子,曾给现代中国学术演示了“集团化”的可能(谢泳,1998)。这位作家后来还撰文感叹说,中国知识分子在“逝去的年代”里开创的事业,今天已很难全面复兴。潘乃谷教授让我看他的文章,可能是因为她认为“魁阁”时期脚踏实地的学术工作方式和“团队精神”,在今天的社会人类学学科建设中,仍然值得我们继承。我对“团队精神”一向关注不多,但她的一席话却使我更清晰地意识到,对于新一代研究者从前辈走过的学术道路中温故而知新,“魁阁”这个概念及它代表的一切,有着不可多得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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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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