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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胡仙敬拜这样的乡土宗教的“边缘”特性仅仅只是官方抑或居上位的精英的他者的主观定性，是局外人的认同和霸权话语的产物。对边缘性群体而言，他者的“边缘”反而是其“中心”。为了自己的“中心”，民众表面上也会迎合、迁就甚至套用、利用官方的话语、形式，以退为进，在被动中争取主动。也正因为如此，当拥有横暴权力和话语霸权的精英将民众信仰的神灵镇压、消灭或者收编、提升而边缘化后，各地的民众会我行我素地再生产出自己当地信仰的人性化的、实用的，并且是可亲近的和支配的“中心”来。
同时，当把中国的传奇、笔记、小说、野史等休闲文字完全当作正史或史实、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情来解读时，这些原本博人一笑，供人茶余饭后闲谈、娱乐开心的文字也就变得面目可憎、索然寡味。这或者是可以视为典范的西方人读中国书的方法与权力—话语分析之类的西方理论预设的陷阱。如何摆脱“东方主义”的阴影，既不失语也不流于夜郎自大的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仍然是从移植来的那一天开始就始终在寻求本土化的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的基本窘境。
“神、鬼、祖先” 是西人观察中国乡土宗教后建构的一种认知范式，影响深远(Jodan， 1972; Wolf，1974)。显然，康著描述、阐释的胡仙敬拜对这一认知范式形成了巨大的挑战。遗憾的是，康著的叙述架构却完全依赖该模式，一一对照地解析胡仙信仰中神、鬼、祖先的三面。这样，对其反复强调的流动的(shifting)、易变的(mercurial)、一体的胡仙反而进行了机械的割裂，从而在相当意义上限制了胡仙敬拜这个案例本身可能有的认知意义。显然，尽管胡仙时而像神，时而像鬼，时而又像祖先，但它既不是神，也不是鬼，更非祖先。对于中国人而言，胡仙就是胡仙，而非别的。
已经有学者指明，康著涉及的狐与巫觋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厘清(刘祥光，2009)。事实上，康著所讨论的灵媒多数来自文献，就是她作为重点分析的波罗镇的胡仙——雷武在她开始进行田野调查时也已经过世。这种研究者与现实生活中活态的灵媒的间隔或者是造成她上述不足更为主要的原因。除此之外，康著断言复杂的王奶奶信仰明显缘于胡仙信仰也需要进一步斟酌。该论断的证据主要是零星的文献资料和顾颉刚等人早年调查资料中提到王三奶奶穿着三寸金莲(Kang，2000：220，2005：141-147)。在正式出版的专著中，康笑菲在列举了周振鹤、顾颉刚、李慰祖、坦布鲁克(J. R. TenBroeck)以及殷兆海、吕衡等人的记述后，论述道：
尽管资料之间存在差异，显然王奶奶的崇拜源自于民众关于胡仙的信仰，并且王奶奶本人是一个被神化了的女性灵媒和其他边缘化女性的代表，这些女性灵媒和边缘化女性在当地社区生活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并对妇女有着特别的吸引力。(Kang，2005：143)
其实，在过去以及当下的田野事实中，自从汉族妇女普遍裹足以来，三寸金莲是许多女性神灵都要穿的。2006年，在山西洪洞羊獬“迎姑姑”的仪式现场，传说中的娥皇女英仍然穿着醒目的三寸金莲(岳永逸，2009)。而且，作者反复引用的李慰祖的研究也曾明确指出丫髻山王奶奶和妙峰山王奶奶的区别，云：
王奶奶不是一个，有东山(丫髻山)“王奶奶”，有西山(天台山)“王奶奶”，我是东山“王奶奶”，原本是京东香河县后屯村的人，娘家姓汪，西山“王奶奶”，跟我是同村的人，娘家姓李，我们并不是一个人。天津称“王奶奶”作“王三奶奶”，现住妙峰山，那又是另外一个人，她并没有弟子，也并不降神瞧香(李慰祖，1941：83)。
同时，如果作为华人的康笑菲能够注意到在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指导下，当然也差不多完全忽略王三奶奶胡仙性质的吴效群(1998，2006)以及王晓莉(2002)已有的关于妙峰山详尽的民俗志研究，那么妙峰山的王奶奶就是胡仙这个论断可能会更谨慎了。当然，重古文献而相对忽视同期国内有的用汉语写作的同类研究应该是英语写作者的一种基本取态、惯习与策略。
总之，时髦的权力、话语分析为康著增彩、增色。但是，因为完全将文献作为事实而忽视了文献的文学性、审美性与娱乐性，即文学的情感性，同时也忽视乡土宗教的情感取向，康著分析、阐释的信度也就打了不少折扣。当然，正如历史学家陈学霖研究八臂哪吒城传说时完全忽视口头文学“止增笑耳”、“闲坐说玄宗”式的生活意义之不足一样(岳永逸，2011：36-37，316)，这种用西方理论来读解中国经验，表述的吊诡或者是中国学者与海外汉学家们研究中国时共有的困境。
四、千年之狐与百变之狼
我是一只修行千年的狐
千年修行 千年孤独
夜深人静时 可有人听见我在哭
灯火阑珊处 可有人看见我跳舞
我是一只等待千年的狐
千年等待 千年孤独
滚滚红尘里 谁又种下了爱的蛊
茫茫人海中 谁又喝下了爱的毒
我爱你时 你正一贫如洗寒窗苦读
离开你时 你正金榜题名洞房花烛
能不能为你再跳一支舞
我是你千百年前放生的白狐
你看衣袂飘飘 衣袂飘飘
海誓山盟都化做虚无
能不能为你再跳一支舞
只为你临别时的那一次回顾
你看衣袂飘飘 衣袂飘飘
天长地久都化做虚无
2006年，自小生长在黔东南丹寨县的玉镯儿(孙红莺)经过近十年的磨砺，终于将上面这首歌词定名为《白狐》。同年，歌手陈瑞的首唱使这首歌不但迅速红遍网络，还成为电视剧《聊斋2》的片尾曲，大江南北传唱声不绝如缕。竞相传唱者潜意识里视自己就是那只善良而又执着的白狐。在很快因为创作权的问题惹下纠纷后，这首歌更是出现了多个版本。这个快意恩仇的流行文化现象很有意味。它表达的已经不是《封神演义》有的对媚人、惑主、祸国的九尾狐的诅咒，而是诉说着当下国人对“狐狸精”的喜爱、痴迷，肯定的是“千年修炼”的坚持和“千年不变”的坚守。同样一只狐狸，经过千年的修炼，不但楚楚动人，还凝聚美德一身，洁白无瑕。
在欧美，俚语“她遇见野狼了”说的是一个女孩失去了贞操。这句口头禅源自如今世人皆知的“小红帽”故事，是这则故事近三百年来因应社会的变迁而变迁，在传承传播过程中次生的文化现象。凯瑟琳·奥兰丝汀(Orenstein，2002)指出，因应18、19世纪浪漫主义、民族主义，20世纪女权主义、享乐主义等社会语境的变化，这个原本诞生于法国太阳王时期宫廷贵族之间的色情故事不断被改变、伪装。故事中的小红帽也因此先后经历了向谨慎但仍需男人拯救的小女孩、展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女性新貌的好莱坞的脱衣舞娘，及至向狼宣战并驯服狼，潇洒自如地“与狼共舞”的现代女性的转变。与之相应，原本凶狠、自由、为所欲为的狼则发生了被驯服、击杀，主动向小红帽讨好、献媚，甚至需要小红帽的引领、保护等根本性的逆转。不仅如此，今天西方的护狼人一度直接将狼这种野生动物的骤减归结为小红帽这则故事的缪传。
同样是与人类相处的犬科动物，西方的狼和东方的狐狸都与相应地域的人群发生了紧密的关联。狐媚、狐臭、狐狸精、骚狐狸、野狐禅、狐狸尾巴、狐假虎威、兔死狐悲、狐群狗党等这些耳熟能详，老幼皆知的语汇都表征着中国人、中国文化与狐狸之间的紧密关系。无论是憎恶还是欢喜、爱怜，中国人更愿意与狐狸发生关系，交往，并且还希望它千年不变。甚至在科技文明已经昌明的当下，依依呀呀地将自己幻化为狐，幽怨地也是急切地期待狐狸精显身!与此大相径庭，在西方，人们则随意、任性地将狼在自己的手中捏来捏去，玩弄于股掌之间，不时地转化着狼的属性。这难道是源远流长的胡仙信仰的罪孽?是女娲娘娘震怒之下派送的九尾红狐——妲己——的阴魂不散与强劲?显然，这是一个东西之间待解的文化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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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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