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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健在的石姓人属于第11至第14代人，即宏、福、天、君四辈人。如果字辈一直排下去，到22世纪中叶出生的第六代人，就会排到“没有字辈”的开基祖。届时所有字辈都将被用过一遍，石家人将不再有字辈用于确定亲属关系，这样家族的凝聚力就会丧失，宏文及其亲友决定阻止此事的发生。在得到乡政府批准后，他们从500个家庭提供的辈分名中选取了20个吉祥悦耳的，把它们镌刻在大石碑上。除了辈分名称和捐赠名单外，碑文还包含了石家简史，其内容如下：
嗣后清康熙五年（1667年），吾石氏祖贤、学、彩三兄弟，离别绵竹铺同怀纸技，移居今祖屋山。始置林地，诛茅成宅，垦茶荒亦兴纸业，时年开立排行二十代。延衍三百余年来，后裔代尽依序遵诏至今，人丁大发书万众，实可称中华民族百家姓内之精明也。今视先祖开立之二十代排行减毕，堂堂石氏一族人材齐济，岂能让后辈无长次之称而辱先贤之圣德乎？故本族中诸多人士及全体民众抱存祖贤遗授纸艺善于尔之心，同心共鸣议续排行事，上可报答先祖之训，下彰昭后世人伦，光扬忠、孝、礼、义之典范也。
这段碑文以及石家人之前的行为可以从多种角度解读，我倾向于将其解读为重建亲属合作体，该合作体由父系关系和集体行动能力维系。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更大行为模式的一部分：公社化时代结束后，农村集体主义也随之解散，中国的农村人普遍开始编写辈分谱系，编纂族谱，重建宗祠。［4］对于这些行为的通常解释是：他们试图填补政府撤退后，乡村权力真空。但我认为，重建亲属关系最好被理解为，试图修补严重受损的社会和技术体系。
1976年后不久，造纸业迅速复苏，正是在这期间，石家人于1991年镌刻了这块石碑。1977年，粮食和纸张的私人贸易被合法化；三年后，摇摇欲坠的集体作坊交出了原本个人所有的家庭作坊。整个20世纪80年代，纸的输出量是过去的5倍，生活水平也大幅度提高，造纸区的人们纷纷开办造纸作坊，重新学习已经半遗忘的技术。同时，新的紧张感也产生了，需求周期的猛烈波动淹没了小型作坊。到1990年，槽户间开始分化出一种二元结构，即雇佣劳动的“大槽户”和季节性开工的“小槽户”。在这些变化之外干得最好的是纸商，他们受委托从槽户那里拿走纸，但有时遭遇破产或携款潜逃。与此同时，交通条件的改善，将城市生活方式带到石家人门前，甚至包括卡拉OK和卖淫。一个过去相对封闭的社区变得更加富裕，但也出现了更明显的两级分化，产生了更多摩擦。
对很多石家人而言，父系亲属观念确保了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亲属观念加强了纵向的世袭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鼓励支系间的竞争。相比之下，在石氏家族的亲属观念实践中，不重视个人的祖先，他们记载和纪念祖先的方式，使追溯个人祖先变得困难。石氏族人强调男性后代间的平等，只在辈分间做区分。几乎没有石家人能够记忆祖父辈以上的祖先名字，相反，所有石家人都知道代际体系（generational hierarchy）上谁是他们的长辈，石家许多人能够记忆20代的字辈顺序。水平而非垂直分层的群体观念暗示了知识的传承方式。尽管不存在将技术传授后代的强制性个人“权力”，但在石氏族人中有一种强烈的共同情感，认为对同一辈分的人过分区别对待是错误的：与自己同辈的所有男人都是自己的“兄弟”，下一辈所有的男孩都是自己的“儿子”。（14）1949年以前，所有同辈成员一律平等，并且在父系收养中可以发现，同辈男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交换的。所谓父系收养是指一个无嗣的男子可以从其堂兄弟家中“借”来一个儿子并像亲生儿子一样抚养。［5］被广泛采用的收养和寄养（一种约束力较弱的关系）制度，确保缺乏造纸技术父母的孩子能够得到训练。所有这些实践使得造纸技艺在亲属群体内广泛传承。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复苏期，家庭之间共享技术已经变得尤为重要。集体制解体后，一些原为集体所有的设备存留在个体家户中：一个纸槽，几米烘干墙，或是五分之一篁锅。在20世纪80年代，槽户们或是互换或是变卖零散的造纸工具，以便能够建立一个功能齐全的作坊。同样，大部分槽户发现自己所掌握的仅仅是部分造纸技艺，因此，技艺像纸槽和烘干墙一样被互换和交易。掌握部分造纸技艺的槽户间建立起一种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在合作伙伴学会对方的技艺后解体。随着镌刻辈分石碑的竖立，家户间互换和交易的过程结束，与此同时，作坊主们开始对自己的技艺产生了更强烈的占有感。因此，这一碑文可以被理解为是对石氏家族的提醒，即“造纸工艺”是祖先留给他们的礼物——属于所有石氏家族成员，而非任何个体家庭——造纸的繁荣取决于家族成员间对技术的共享。
七、有墙和无墙的作坊
正如研究技术的社会历史学家们早已指出的，没有任何一个技术领域可以外在于和独立于社会：技术天然是社会性的，正如社会天然是技术性的。［6］在夹江，社会技术体系包括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man－made environment）：竹林不是人工种植的，但其保持和形塑则是通过砍伐实现的；通过筑堤，溪水被引入浸泡池和盆地。该体系包括工具、作坊和机器，它们是技术概念的核心内容，也包括一系列社会组织，即从家庭到日益渗入地方的国家机构。（15）由于它们相互叠压而成体系，此种社会技术体系是牢固的：从系统中某一部分丢失的信息可以从系统的其它部分得到恢复。这不仅解释了夹江槽户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断裂后，为什么相对容易地重建了他们的造纸业，也解释了为什么技术转变在一个资源丰富、技术落后的地方无法奏效。
正如我试图指出的，技术并非简单位于整个谱系的某个点上（个人的头脑中），而是散布在整个社会技术体系中。诚然，技术存在于头脑中，甚至存在于手、眼等身体部位。但是，个人的头脑和身体并不能负荷全部信息量。很多技术储藏在作为行动提示或脚本的工具或空间排列（spatial arrangements）中。此外，技术还依赖于一些动因（agents）的组合，如在团队合作中，技术不仅散布于合作的动因间，而且贮存在这些动因的空间位置中。所有这一切，使技术大体上与认知行为相似，最新研究表明，这种认知行为并不仅仅专门发生“在头脑中”，也依赖“既不受皮肤也不受头颅骨约束”的反馈循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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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学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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