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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的位置
尽管关于去技能化的文献很丰富，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技术本身并非一个被普遍使用的概念。⑦人类学家Tim Ingold指出这是因为技术尴尬地位于笛卡尔意义上的“思维”与“世界”之间。根据Ingold的理论，社会科学与“认知范式”（cognitivist paradigm）紧密相连，此种范式将技术的运用预设为机械的使用，从而迫使知识和实践相分离。⑧这种二分法使包含“实践的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和“知识的实践”（knowledgeable practice）两方面的技术难以界定其概念。通过引用俄罗斯神经科学家尼古拉•伯恩斯坦（Nicolai Bernstein）的研究成果，Ingold将技术的概念视为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而知觉的过程。伯恩斯坦对铁匠锻打铁的研究表明，可靠的再生产结果，即指铁匠锤子的尖端总是沿着同一轨迹，并准确击打铁砧上的同一点，源于身体运动在每一次锻打中的调整。技术实践并不存在于固定的肌肉运动规则中，而对任务的持续监测导致持续性知觉纠正才组成了技术实践。［2］（P．353）
Ingold从而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首先，技术并不存在头脑中，甚至也不像“具身化知识”那样贮存在身体里，而是处于技术者和他或她周围环境的交接面：技术是“一种财富，它不属于作为生物实体的个人身体，而是属于由作为有机体的个人、无法分离的身体与智力所构成的整个关系场域，存在于高度组织化的环境之中”［2］（P．353）。其次，该场域不仅包括工具和物质，还包括其他人。在实践中，不可能将实践者的环境和他人的环境、以及非人为的环境区隔开来，二者是有机连接的。［2］（P．37）如果我们设想任务是由好几个人执行的，这就很容易理解。比如用双人锯砍伐一段原木，一个木匠可能提供关于如何砍伐原木的粗略的口头提案，但是要直到两个工人分别处于原木的两端，抓紧锯子，彼此眼神暗示，开始锯木头之时，技术才成为现实。当他们工作时，工人们并非按照之前的计划按部就班，而是要针对感觉到的材料和同伴移动的变化作出反应。第三，技术学习要求与技术实践同样的方式：即通过积极且感知性地参与到事物和人类活动的环境之中。传统学习模式假定初学者通过观察和模仿，在头脑中建立起一套生产模式，并在此后对已获得的技能复制出模型。针对这方面，Ingold声称（遵循Jean Lave和其他“情境”教学的理论者）技术的学习在于一种“注意力的教育”。在这种教育中，初学者在专家的指引下融入到环境之中，因此，培养感知意识对于有效的行为是必要的。［2］（P．353）
三、夹江的造纸技术
作为一项属于人及其所处的人为或非人为环境之间“关系场域”的财产，“技术”这一概念可能显得抽象，但我发现夹江造纸匠们却对技术的本质有精确的描述。造纸是一项复杂的，并在工艺流程上要求精细分工的工作。造纸匠能说出72道工序（在中国是一个吉利数字：8×9），可用六个基本步骤概括：新竹成熟、砍竹料、打破竹筒、浸泡竹子；将浸泡后的竹料放进木制的或混凝土的蒸锅里蒸煮，接下来是清洗已变得柔软的竹纤维并使之发酵；将竹纤维打成纸浆；抄纸；将纸张贴在烘干墙上；完成并包装干燥的纸张。过去，绿色的嫩竹枝要在石灰溶液中浸泡三个月，用生石灰蒸煮数日，再用碳酸钾苏打蒸发。自20世纪80年代采用了高压锅后，竹子不用预先浸泡就可以直接蒸，因此蒸煮时间由原来的10天缩减至8小时。在打浆过程中，传统的脚踏碓窝已经大多被柴油驱动的搅拌机取代。但抄纸、刷纸张和整纸仍然像几个世纪前那样，由手工操作。
造纸中的所有工序都要求眼疾手快，抄纸和刷纸还需要体力和耐心。作坊里的男人每天大约工作10小时，妇女们通常从天亮一直忙到深夜。夏天，作坊被大量的蚊虫滋扰，纸浆在纸槽中腐烂；冬天，纸槽里的水结冰，但工作都在持续进行。虽然一些身强力壮的青年男子一天可制造1000张纸，但一个抄纸匠一天的平均工作量是抄500张5尺纸（84×154cm）。每当抄纸匠将帘床从水中取出——每日500次，大约每隔一分钟一次——他举起的液态水量约重8公斤。同样，当妇女们把那些几乎与她们等高的纸张贴在墙上时，她们每天弯腰再直立的次数达数百次。毫不夸张地说，造纸行业的技术是“具身化”的，因为它使工匠的身体发生变形且有损身体。长期频繁接触生石灰和腐蚀性苏打，工匠们都手脚肿胀，皮肤粗糙生茧；操作脚踏碓窝的工人一天数小时上下踩踏板，致使一条大腿明显粗壮。举起帘床造成的肺部拉伤和作坊里的潮湿空气，使抄纸匠时常吐血，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从业超过15年的抄五尺纸匠人。
抄纸是绝对的男性工作，尽管在文革时期，毛主席说“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到”，也仅有两三个胆大的妇女学习抄纸。将柔软且湿漉漉的纸刷贴到特制的烘干墙上是女性的工作，男人只在身体太弱不能抄纸的情况下才会刷纸。造纸作坊中的技术既需要肢体运动，也需要触觉和视觉。抄纸匠将帘床从纸槽中水平地拖出，提起竹帘虑水，又将竹帘再次插入纸槽的整个过程，他们密切注意着帘床并应对不断变化的平衡；刷纸匠通过感觉柔软的纸如何在刷子下展开而调整自己的力度。造纸匠人还运用他们的听觉和嗅觉：当挤压一叠刚成形的纸张里的水分时，匠人们通过流水声判断多余的水分是否被榨出；在搅拌纸槽中的纸浆时，通过嗅或尝来判断纸浆是否已发酵，是否添加化学药品以防止腐烂。
技巧性的身体展示描述起来更为困难，因为涉及到若干工匠间的协作。在这种情况下，技术的展现（skilled performance）最好被视为一项群体财产，存在于人们之间而非个人身体内。正如Edward Hutchins 在对美国海军航海讨论中提出的，某些认知性的成就是由其先天性的社会分工实现的。技术展现只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以及手工制品之间的互动行为中，且不能被简化为任何个体意识的劳动。⑨夹江造纸生产中，此种社会分配性技术很明显体现在，由两人抄的六尺（97×180cm）纸和由四人抄的八尺（124×248cm）纸的生产过程中。匠人们慢而有节奏地协调相互间的动作，同时对纸槽里帘床的移动做出直觉上的反应。
虽然上述技术大多是默会的，但造纸业的一些技术仍可用文字、图解或方程式表达。尤其是，打浆和蒸煮纸浆需要一种所谓的“民间化工”知识。打浆工负责添加漂白剂增白，添加染料染色，刷胶减少纸张的吸水性，涂上树脂使纸张更光滑。他们用麻或树皮纤维增加纸张的“骨”（bone）（强度和质地），用稻谷草和竹纤维增加纸张的“肉”（柔软度和体积）。蒸煮料子也很重要，因为蒸煮“材料”的成分决定了酸碱度，从而决定了纸张生产过程的长短。夹江人将此类知识视为“秘方”（配方），认为是每个家庭独有的财产，只有家庭成员才可以随意保有、分享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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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学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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