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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周作人很早就试图将文学和民俗研究联系起来。比如1921年8月16日他在《在希腊诸岛》的译后记中说：“希腊的民俗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希腊古今的文学；若在中国想建设国民文学，表现大多数民众的性情生活，本国的民俗研究也是必要，这虽然是人类学范围内的学问，却于文学有极重要的关系。”【25】后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讲授欧洲文学史，谈德国文学特别提到赫尔德对于诗歌的看法，并注意到赫尔德把民族和文学联系起来一起讲。他的由各种英文本的各国文学史杂凑而成的讲稿在1918年出版，题为《欧洲文学史》，其中第五章即是18 世纪德国之文学，其中这样讲到赫尔德： “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 盖批评家而非文人，故别无创作。幼读Rousseau书，又受博言学者Hamann教，以为研究人类历史，当自元始状态始。故其论诗，亦以古代或原人之作为主。其说曰，诗者人类之母语。古者治圃之起，先于田功，绘画先于文字，故歌谣亦先于叙述。各国最古之作者，皆歌人也。且其诗歌，各具特色，不可模拟。盖缘言为心声，时代境地，既不相同，思想感情，自各殊异。古歌虽美，非今人所能作，但当挹其精英，自抒情思，作今代之诗，斯为善耳。Ossian 诗出， Herder著论称赏，谓可比Homeros。且曰，凡民族愈质野，则其歌亦愈自由，多生气，出于自然。Homeros与Ossian皆即兴成就，故为佳妙。歌人作而诗转衰，及人工起而天趣灭矣。Herder本此意，为诗选六卷，曰民声（Stimmen derVêlker in Liedern） ,分极北希腊拉丁族北欧日耳曼诸篇，以示诗歌标准。所尊重者为自然之声，感情锐敏，强烈而真挚者也。千七百七十年，Herder就医Strassburg,乃遇Goethe。其后新潮郁起， Goethe为之主，而动机即在此与Herder相识时也。”【26】其中有些观点值得留意，从中可以看出周作人在1919年即已经十分清楚地抓住了赫尔德的主要成绩和贡献以及赫尔德的思想资源。第一，周作人指出赫尔德不是文人，而是批评家，这使赫尔德和前文提到的珂尔陲普有些不同。珂尔陲普是诗人兼批评家，而赫尔德在周作人看来仅仅是批评家。的确，赫尔德似乎并没有令人称道而足以傲世的文学作品。第二，周作人已经指出赫尔德的历史观强调研究人类历史原始状态的重要；强调研究古代民歌的重要，主张凡民族愈质野，则其歌亦愈自由。第三，周作人注意到赫尔德受了鲁索和哈曼的影响，两人的作品是赫尔德的思想资源。第四，周作人还介绍了赫尔德编辑《诗选》六卷，题为《民声》，这个信息早已出现在他1908年的文章之中。第五，周作人注意到赫尔德在停留斯特拉斯堡期间影响了后来的大诗人歌德。周作人提到的赫尔德所编《民声》即Stimmen derVêlker in Liedern （1778- 1779） ,收集了各国各个时代的182首民歌。赫尔德收集和出版民歌的活动跟他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分不开，他的文化民族主义以及对民歌的看法也推动了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说法。他的文学批评主张体现在《关于近期德国文学的断片》（ Fragmente ueber die neuere deutsche Literatur, 1767）与《批评的丛林》（Kritische Walder, 1769） 等书。【27】赫尔德对于诗歌的看法受鲁索影响，认为回到自然原始的质朴才是真正有艺术美的诗歌，原始的力量造就了优美的民歌，而诗应该被看作是历史和自然环境的产物。在文学批评的取向上，赫尔德用历史主义来挑战当时以理性为中心的启蒙主义。1783年他完成《论希伯来诗歌的精神》（Vom Geist der Ebraischen Poesie） ,指出《圣经》中包含丰富的反映古代犹太人精神的诗歌。赫尔德对于德国文学的贡献还在于他对民族精神的重视体现在将民间歌谣、民间艺术、民间诗歌等概念引入德国文学。【28】
周作人对于赫尔德的把握较为准确。唯独令人遗憾的是他提到奥西恩（Ossian）时没有指出这位所谓苏格兰吟游诗人的作品《芬格尔》（ Fingal）是伪作，这些伪作居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影响了启蒙运动中的许多文人。1760年苏格兰诗人麦克菲尔森（ JamesMacpherson）出版了《苏格兰高地收集的诗歌断片》（ Fragments of Ancient Poetry collected in the Highlands of Scotland）一书，接着次年宣称他发现了奥西恩留下的史诗《芬格尔》，并在1765年出版了他翻译整理的《奥西恩著作集》（TheWorks ofOssian） 。【29】 这些作品的“发现”让不少欧洲文学家深感振奋，并影响德国的歌德。而“思想敏锐”的赫尔德闻讯后写了一篇《一封关于奥西恩和古代人歌谣的信札节选》（Auszug aus einem Briefwechsel über Ossian unddie Lieder alter Vêlker） 的文章称颂奥西恩的作品。【30】现代学者倾向于认为麦克菲尔森的确收集了一些古代民歌，但自己做了很多加工，注入了不少他自己的想法。【31】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前面引用的两处文献提到赫尔德之外，周作人留下的著述中再未涉及赫尔德。而他有关18世纪欧洲文学史的知识并非来自对德文文献的直接阅读，可能来自英文著作，比如他在1934年4月撰作的《塞耳彭自然史》一文中提到英国戈斯（ Edmund Gosse, 1849 - 1888 ） 著《十八世纪文学史》。【32】 这可能是他了解欧洲文学史的来源。这部书首次出版于1889 年， 内容是关于1660—1780年间的文学史。他还在《知堂回想录》其中的《翻译小说》下篇提到他曾得到札倍耳的德文《世界文学史》一书。【33】 这可能也是他在北大讲授欧洲文学史的参考书。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概念，由歌德在1827 年首先提出， 随后广泛传播。【34】
进一步而言，日本学者研究民俗学和俗文学或许也和日本走向现代社会有关。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一些日本学者试图走出他们在传统社会所尊崇的汉文学和国文学的樊篱。他们在研究汉文学特别是中国的汉文学时，实际上有追随中国的高雅文学传统和高雅文化的意味，这造成一种他们对于自身的日本文化的劣势感。而研究他者，研究俗文学，研究所谓的“未发育完善”的文化和文学，似乎能给日本学者带来新的自我认知，以及新的心理态势。对于周作人而言，这种学术趋势则与文化优势感无关，却和他的民族心理有关。他对于民族的关心似乎并不比鲁迅对于民族的关心表现更弱，但对新学科体系的好奇则更加非同寻常。因此，我们应该进一步研究日本学者如何看待研究日本文学、汉文学与民俗和民间文学之间的主次关系，并与之和印度人研究梵文文学与其他民间文学进行比较，以及欧洲人如何看待拉丁文学与民族文学。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趋势。英国人自然要注意英国文学，但正如一些英语文学史学者指出的，英国文学在近代英国一向仅仅作为圣经文学的一部分来介绍。事实上，中国的雅文学一向也是经学的附庸，科举开始时也是考明经，后来才加入文学创作。
周作人之喜欢民歌，受到赫尔德的影响，他还对民歌和传统弹词等文学形式进行比较，指出民歌的优点在于叙事清澈。1927 年3 月30 日，周作人在给刘半农编译的《海外民歌》所写的序中说他很喜欢读民歌，因为民歌“代表民族心情，有一种浑融清澈的地方，与个性的诗之难以捉摸不同，在我们没有什么文艺修业的人常觉得较易领会”。【35】 接着他说他很喜欢英国的民歌（ ballad）和日本的小呗。他还认为歌词是叙事诗，性质在弹词和节诗之间，弹词太长太有结构了，而节诗太流畅。歌词有些套语在民歌中则别有趣味。而中国弹词也有这种倾向，如他举出《再生缘》卷一为例，认为弹词太庸俗，同样句调重迭太多，令人生厌，而民歌没有这个缺点。和他对弹词看法类似的还有陈寅恪，陈虽然喜欢弹词《再生缘》，但认为弹词繁复冗长。“寅恪少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独弹词七字唱之体则略知其内容大意后，辄弃去不复观览，盖厌恶其繁复冗长也”。【36】他写《论再生缘》完全是因为感怀作者陈端生的身世。尽管在重视民歌这一点上周作人受赫尔德影响，但与赫尔德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早期始作俑者不同，周和陈也都对浪漫主义的革命文学保持清醒的疏离。周作人在1927年5月39日《答芸深先生》一文中说：“现在高唱入云的血泪的革命文学，又何尝不是浪漫时代的名产呢？”【37】欧洲学者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反省浪漫主义的缺陷。而周作人此时已经目睹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等一系列政治革命运动，一定对浪漫主义革命的缺点有所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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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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