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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经验是人类祖先的共同参与，经验的无数次重复，铸成了人类意识深层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模式。因此远离中国文化圈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说：“灵魂是从水而来的。”（16）印度《梨俱吠陀》中的《水胎歌》说：“水最初确实怀着胚胎，其中聚着宇宙间的一切天神。”（17）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尼罗河颂》说：尼罗河“给一切动物以生命”。（18）我国哈尼族的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说：“先祖的人种种在大水里”，在水中生长（19）。彝族典籍《六祖史诗》说：“人祖来自水，我祖水中生。”（20）在神话、古诗及先哲名言中，我们看到了人类共同的生命里程，以及水在人类心灵撒下的温爱。
然而水又像情人的媚眼，诱使着人类灵魂的回归。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认为，万物来源于水，最后又复归于水。赫拉克利特说得更干脆：“对灵魂来说，死就是变成水。”（21）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那些为坠入爱河而痛苦的灵魂，为了彻底解脱，他们想到的大多是投水自尽。如：《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在婚姻纠纷中，她完全失去了自主，为了表示对故夫的钟情，投池自尽。《定情人》中的江蕊钟情于四川才子双星，可偏又被朝廷点选进宫。在进退两难之际，投河自沉。《快心编》中的裘翠翘钟情于少年英雄石琼，却被堂兄骗卖于娼门。发现受骗后，她作出的第一个反应是投江自尽。《白圭志》中的才女杨菊英与才子张庭瑞私订终身，遭到父亲的极力反对。在万般无奈之中，她想到的是投井自尽。《铁花仙史》中的蔡若兰钟情于才子王儒珍，为逃避父亲逼婚，男妆外逃，却谎称投湖自尽。他们在走投无路时，所想到的都是以投水的方式来结束痛苦的人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在历史著作中明确记载而非水死者，在文学作品中却变换了死的方式。如关于王昭君的故事，在《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中都说她曾为匈奴生儿育女。并在其匈奴丈夫呼韩邪死后，又从匈奴之俗，嫁给了呼韩邪前妻之子。相传为蔡邕所作的《琴操》说，昭君的儿子世达，在前任单于死后，要娶他的母亲为妻，由于文化观念的冲突，昭君于是吞药自尽。可是在元明以降的小说戏剧中，这个故事则大大的变样了。马致远《汉宫秋》说：王昭君被迫离开汉庭，行至汉番交界处的黑河。她想念元帝，深情地为汉主祭了一杯酒，便投身入滔滔黑河。无名氏的《和戎记》则说昭君为元帝殉情于乌江，尤侗《吊琵琶》说王昭君投交河身亡，“生为汉妃，死为汉鬼”。雪樵主人《双凤奇缘》小说又将昭君的死安排在白洋河。总之他们都把昭君投水殉情，认作是最好的处理方式。再如关于朱买臣夫妻的故事，《汉书·朱买臣传》说：朱买臣早年贫穷，卖柴为生。其妻不堪其苦，改嫁他人。后来买臣发迹，做了会稽太守，于杂役之中发现了故妻与她的后夫。于是“呼后车载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园中，给食之。居一月，妻自经死。”可是小说《国色天香》之《买臣记》、《燕居笔记》之《羞墓亭记》，以及《喻世明言》之《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京剧《马前泼水》等，都将朱买臣的妻子改编为投水自尽。万历《秀水县志》还附会有羞墓，云：买臣即贵还乡，妻羞死于亭湾，故名羞墓。
或许有人认为，这不过是通俗文学家习惯套用的一种死亡模式。然而我们却发现了这一模式内在的奥秘。它是一种文化、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外化形式，一种古老的死亡模式在人类意识中的重复。请看以下记载：
（炎帝少女）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
《山海经·北次三经》
赤帝女曰瑶姬，未行而卒，葬于巫山之阳，故曰巫山神女。楚怀王游于高唐，梦见与神遇。
《文选·高唐赋》注引《襄阳耆旧传》
宓妃，宓羲氏之女，溺洛水死，为神。
《文选·洛神赋》注引《汉书音义》
大舜之陟方也，二妃从征，溺于湘江，神游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
《水经·湘水注》
《蜀涛杭》曰：古史云：震蒙氏之女窃黄帝玄珠，沉江而死，化为奇相，即今江渎神是也。
《蜀典》卷二
王孝廉先生认为：“因为上古时代交通不便，水是阻隔和断绝两地的界限，又因为古代人生活在水边，时有水难，所以在神话中往往以洪水或水死作为原有秩序破坏和断绝的象征。”（22）其实这只是皮相之论。由于神话散佚过甚，我们已无法确切知道这些神女水死的原因。但在古典小说戏剧中却看得至为明显，水死大多是对爱情婚姻纠纷而带来的烦恼的解脱，是解除性焦虑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手段。而且多是女性的选择。王昭君、买臣妻、刘兰芝、江蕊珠、裘翠翘、杨菊英等，无不是如此。她们心内有一个理想的爱情模式，而现实偏偏剥夺了她们的选择自由。她们无法爱，也无法恨。爱不能实现的焦虑，丧失贞操的恐惧，心灵无所依归的痛苦，使她们陷入了绝望之中。于此一种原始的声音向她们发出了呼唤：归回生命的本源！归回爱情的圣地！这里会使你获得解脱和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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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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