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的建构是一门学科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钟敬文先生在谈到民俗学的学科架构时，就曾把“民俗学史”作为民俗学学科的六大组成部分[1]，给予高度重视。
关于学术史，有以下三点值得重视。
首先，学术史的写作建基于学科长期发展所取得的成果。抛开作为滥觞期的晚清时代，我们只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算起，作为中国现代人文学科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文学，至今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一个世纪的学术积累(包括学术著述、学术活动、重要学者等)为学术史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学术史是对学科发展历史的学理性总结，绝不是简单的学术史料的堆积。一部优秀的学术史著作，既要梳理本学科的学术思想发展脉络，同时，更应该将学科发展的历史放置于更大的社会思想背景下进行思考，这对于从事学术史研究的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另外，虽然说学术史不能够简单堆积资料，但是，充分掌握历史资料、掌握尽可能多的第一手史料，则是任何史学类写作的基本前提。同时，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能否对这些史料做出符合历史事实的分析与学理评述，也是对学术史写作者的考验。
刘锡诚先生的《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2](以下简称《学术史》)，从学术流派、学术机构、学术期刊、学术活动、重要学术著作等多个方面，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的发展演变历程。刘先生的《学术史》，是对时间过去未久、人物影响尚存、一些学术活动依然延续的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发展史的理论总结，虽为一家之言，但其学术价值至今无人超越。
由刘锡诚先生来撰述《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属于当代人评述当代事，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刘先生本人就是它所评述的学术史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他亲历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直至当今中国民间文学学科所走过的全部历程，上承周扬、顾颉刚、钟敬文、贾芝等老一辈学人，中间他本人就可以作为中生代的代表，此后还衔接了至今活跃在民间文学领域的诸多后学。这种身份，使他的著作多了一分真实，多了一分情感，但同时也使这部学术史著作平添了一些忌惮：许多学术事件的当事人还在、或者相关联的人物还在，对于一些事件的评述还要顾虑到时代的局限和当事者及其后人的感受。因此，当我们读到刘先生所撰写的《周扬与我国民间文学事业》[3]一文时，就更加能够理解这部学术史著作的撰写是多么不容易了。
尽管有如上所述的顾虑，刘先生的这部《学术史》还是在多个方面有所创新，特别是在史料的占有、失佚学者的再发现、学术流派的建构与梳理等方面均有独到见解。其中，对中国民间文学进行学术流派的梳理，将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与中国现代学术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大大拓宽了民间文学学术史的视野，功莫大焉。
前文说到，刘先生的《学术史》属于当代人评述当代事，这是我要特别予以指出并重点强调的一个方面。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民间文学因阶级属性的缘故，使其成为无产阶级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制度体制内，有专门的民间文学研究机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大学教学体系中，从五十年代的人民口头文学创作，到七八十年代的民间文学课程，在文学殿堂中均占有一席之地。同时，也造就了一批从事民间文学管理与教学研究的人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便是有行政级别的管理机构，各个大学中则有教授、副教授、讲师等一批以民间文学为学术职业的专业教研人员，民间文学与时代的密切关系也便从这种体制中生发出来。正因为这种缘故，在二十世纪中后期，中国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教学研究、人才培养等便不只是单纯的学术调查与研究活动，而成为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与思想密不可分的学术运动，从五十年代后期的“新民歌”运动，到八九十年代的“三套集成”，直至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莫不如是。
从1949年至今，民间文学界的一批学术前辈们，投入到各个时期的学术运动中，他们为学术观点而争鸣，因学术活动而辛劳，被各种学术的、非学术的运动所左右。如今，比刘锡诚先生高一辈的学者大都已走完自己的人生历程(如钟敬文、贾芝等)，与刘锡诚先生同辈的学人(如刘魁立、乌丙安、刘守华、祁连休等)，年龄均已进入耄耋之年，他们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历程中承前启后的最重要的一代学人。
我们以刘锡诚先生为例。除了这部《学术史》中所记述的他本人所参与的学术活动，近年来，刘先生还撰写了一批带有学术总结性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刘先生以他细腻的笔触回忆故人，叙述往事，字里行间包含着大量地极其珍贵的学术史资料，前述《周扬与我国民间文学事业》一文可做这类文章的代表。读罢《周扬与我国民间文学事业》，我们可以了解到，学术史决不单单是学术问题的争论和学理性的梳理，还有许多人为的因素掺杂其中，如果没有当事人的叙述，我们仅仅从留给后代的表面文字中，根本无法理解某些学术纷争的真实意图，甚至完全可能错误认识这些纷争的本质。
在刘锡诚先生作为中国民协负责人主政时期，还有一些影响至今的重要事件，如中国民协参与三套集成的过程、中国与外国学者联合进行民间文学的考察活动、中国民协更名为民间文艺家协会的经过等等，虽然这些事件离今天并不遥远，但像我们这些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后辈学人，当说起上述事件时已经难解其详，当我们的学生辈将来再做学术史梳理时，就更需要下大功夫去考证、索隐了。上述事件，如果由作为当事人的刘先生及其同辈参与者各自记述下来，从各个角度为他们所参与创造的历史留下浓重的笔墨，这将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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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陈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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