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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以往关于客家山歌文化渊源的探讨，主流的观点是从中国文化中原中心论出发，片面强调客家山歌直接继承《诗经》的文化传统，根在中原。但是大量的材料表明，客家山歌主要有两个渊源：一是春秋战国以来吴、楚文化的传统，另一是百越和武陵蛮等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后者的作用更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客家山歌根不在中原，而在赣闽粤客地。
关键词：客家山歌；文化渊源；吴楚文化；南方少数民族
客家山歌是客家下层民众在山野间即兴唱出的原汁原味的民歌，被誉为天籁之音，是客家文学的明珠。关于客家山歌的渊源，学界长期存在争论，是一个迄今仍未得到澄清的模糊问题。以往主流的观点认为，客家山歌直接继承了《诗经》以来的中原文化传统，所以客家山歌根在中原。其实这是从中国文化研究中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论推导出来的虚假结论。大量材料表明，客家山歌主要有两个渊源：一是春秋战国以来吴、楚文化的传统，另一是百越和武陵蛮等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后者的作用更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客家山歌根不在中原，而在客地。本文仅述管见，以就正于方家和广大读者。
一、关于客家山歌渊源诸说
对于客家山歌的系统整理和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我国研究民间歌谣的先驱之一钟敬文先生对广东疍民歌谣和客家山歌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客家山歌显得非常质朴、含蓄、委婉，并且婉转、缠绵，具有音韵上的美感，这主要是继承了六朝以来乐府诗歌的传统，因而提出了客家山歌与南北朝时南方民歌相似的著名论断。他说：“我们若把它用南北朝的歌谣来打譬喻，那么，山歌是南方的清商曲——子夜歌、懊侬歌、读曲歌等。”［1］（P236）后来他又把客家山歌使用双关语的情况与《乐府诗集》所载六朝江南歌谣《子夜曲》、《华山畿》、《读曲歌》常用的双关语进行了比较，得出结论认为，双关语在民歌中用得那么普遍，“最大的原故，是歌谣为‘口唱的文学’，所以能适合于这种‘利用声音的关系’的表现，尤其是表现关于恋爱的文艺——如私情诗——这种婉转动人的方法，更切用而且多用。”［2］（P251－254）这是通过修辞手法的比较，进一步肯定了客家山歌可以溯源于南朝江南民歌。
但是，自30年代罗香林先生《客家研究导论》问世，客家人是晋代以来中原移民后裔的观点流行之后，直接把客家山歌的文化渊源追溯到中原的观点勃兴，大有成为定论之势。首倡此论的是罗香林的老师朱希祖先生，他在为罗香林《粤东之风》所作的《序》里说：“客家是汝南的遗民，就是《周南》的嫡裔”。显然，这是从客家人来源于中原推导出来的结论。当然他也从内容和风格上作了论证，他将《诗经·国风·周南》与客家山歌作比较，认为：
《周南》的诗，共十一篇，开首第一篇的《关雎》就是情歌，他思念所求的淑女，甚至‘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尤其是《遵彼汝堞》这一章诗，所谓‘未见君子，惄如调饥；已见君子，不我遐弃’，这种热烈的感情和客家情歌中《见心肝》等篇，不相上下，多是赤裸裸地直喊起来……
简单地说，就是客家山歌以歌唱爱情为主的特点，以及表达爱情的直率、热烈风格都源于《诗经·国风》的传统，特别是源于《国风》中《周南》一组诗的传统。这一观点为后来多数研究者接受，并有所发挥。王耀华从“客家文化之源在中原”这一前提出发去探寻客家山歌音调的源与流，把客家山歌音调之源“追踪到客家先民的祖居地——河南、陕西等地”，进而追踪到西北，以及“客家民系历代从中原往南迁徙”沿途所经省份。［3］（P143－158）胡希张等认为：“客家山歌，是随着客家民系的形成而形成和发展的。它的根在中原。”又认为“现在的客家山歌，其‘赋、比、兴’等艺术手法，在《诗经·国风》诗中已有所运用……盖因客家先民不少是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形成了客家这个高文化层次的民系，许多人谙熟诗词歌赋，对于这个民系的民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上这些，都说明了客家山歌，上承中原文化传统，下贴人民群众生活，是中原民间歌曲的延伸和发展。”［4］（P424－425）客家文学史专家罗可群也认为，“客家先民虽屡经迁徙，但《诗经》的美学价值一直在发挥作用。……《诗经》中的‘风’、‘雅’、‘颂’，自然都有其借鉴作用，至于‘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更是可以直接拿来，或者是间接移植。客家山歌中大量赋、比、兴的实例，早已使人们准确无误地认识到客家山歌上承《诗经》传统这一事实。”［5］（P344－345）凡此种种，无非是客家人来自中原，客家山歌继承了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传统的不同表述罢了。
随着客家研究的深入发展，关于客家民系的源流，已经有许多新的成果，客家人就是晋代以来南迁中原移民后裔的刻板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许多研究者认识到，客家先民自中原南迁途中，与途径地的人民有过文化交流，到了赣闽粤交界区域后，又与当地土著——包括畲瑶——等南方少数民族相互融合，因而客家山歌的文化渊源，也应包括客家先民南迁途径地的文化因素和赣闽粤交界区域土著民族的文化因素。例如罗可群在强调“客家山歌上承《诗经》传统”的同时，又认为，客家山歌同时也接受了楚辞、汉乐府以及江南吴歌的文化传统。他说：“客家山歌也有受楚辞影响的痕迹。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客家山歌就像楚辞所具有的地域特点那样，以客家方言为载体，以客家地区的事物为内容。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也直接或间接吸收楚辞的营养。”又说：“客家山歌受汉乐府影响也不乏其例”，“南迁的客家先民经过江淮一带，有许多家族也曾在那里居住过一段时间，自然也会接触到江南吴歌。江南吴歌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的最大特点，便是谐语双关语极多”，而这也正是客家山歌的艺术特点，所以“黄遵宪在谈客家山歌时，明确指出：‘土俗好为歌，男女赠答，颇有《子夜》、《读曲》遗意。’朱自清为《粤东之风》作序时也强调这些山歌‘谐音双关语极多，这两种都是六朝吴声歌曲的风格。’”［5］（P351－352）江西客家学者钟俊昆也认为：“客家山歌除受《诗经》以来的中国文学影响外，在它自身的产生发展过程中还随客家迁徙历程而不断地吸收沿途吴楚文化及南方畲瑶等族土著文化，以致摒旧纳新而形成客家山歌的特色。”［6］他还具体论证说：“客家山歌风格的形成与南方民歌也是有牵连的。明代末期，南方民歌已经定型。冯梦龙编集了山歌方面的第一部集子《童痴二弄》（又名《山歌》），其中大部分是吴音情歌，其基本句式为七言四句，大部分还可加衬字衬词……这些衬字有的有实际含义，有的只起衬音作用，且均可删去。这与客家山歌的情形是一样的。客家山歌绝大部分也是情歌，而且从句式和用词来看，也是七言四句，可加衬词，……这些因素使客家山歌溶入了江南民歌的风格体系，使客家山歌与早已在南方流行的吴歌颇有曲尽其妙之处。”［7］
类似的观点，在近年出版的有关论著中较为常见。例如胡希张等编著的《客家风华》一书，虽然反复强调“客家山歌根在中原，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但也承认“客家先民大批进入闽、粤、赣三角地带前，在江淮一带辗转了七八百年，客家山歌在形成过程中，肯定受到了江淮民歌的影响”；客家山歌“毕竟受到了南方水土、气候的培育，在中原民歌南移中历经演变，而后又与南方土著民歌相融合而产生的一个新的民歌品种”。［4］（P425， 432－433）不过，对于南方土著民族文化因素在客家山歌中的地位，这些论著都有一个共同的底线：只承认受到影响或相互融合而已，决不肯承认客家山歌继承了南方土著民族的文化传统。例如《客家风华》论及黄遵宪曾在《己亥杂诗》自注中谈到“土人自有山歌，多男女相思之辞，当系獠疍遗俗，今松口、松源各乡，尚相沿不改”，就明确表示：“獠疍遗俗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但他说到客家山歌与土著山歌融合，却是实际情况。”［4］（P437）这种坚守客家山歌根在中原的立场，是非常令人注目的，也是本文要着重讨论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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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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