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95年，李家瑞出生在云南剑川县，这是一个白族之乡，民族民间文艺非常发达。1910年，李家瑞考入剑川小学读书。1916年升入到大理第二中学继续学习，次年，他考取了昆明成德中学，以后，又转入昆明二部师范学习，以优异的成绩争取了当时为数极少的公费待遇。1920年夏，李家瑞从温暖二部师范毕业后，为自谋生计，去嵩明高等小学读了半年书，尔后又回到昆明参加高考，被南京东南大学所录取。入学后，他因不满该校的文科教学，决定再次报考，以入他校。1922年秋，二十七岁的李家瑞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在这个“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他耳目目染，接受到不少新鲜的知识和思想。不久，北大的《歌谣》周刊创刊问世了，这张“小小的报纸”唤起了他对童年生活的回顾，同时，也使他慢慢懂得了流传在民间的文艺和风格，也有那么高深的学问可作。两年以后，李家瑞升入高校中国文学系攻读。随着专业知识的增长，他对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兴趣也逐步加强。1925年秋，刘半农从法国留学归来后，担任了李家瑞的老师。从此，李家瑞就在这位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先驱者的指导下，刻苦学习，博览群书，为日后从事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研究，做着系统的准备工作。

　　1928年秋，李家瑞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经刘半农先生介绍，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做了练习助理员，后又转为正式助理员。并在刘半农先生的指导下，专刊从事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资料搜整和研究工作。1929年，李家瑞在协同刘半农编写学术专著的同时，发表了《中国傀儡戏考略》等研究论文。1930年2月，李家瑞与刘半农合作《宋元以来俗字谱》一书，由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专刊印行于世。此后，他又积极帮助刘半农搜整《中国俗曲总目稿》〈1931年5月刊行〉，为此书的编校和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同时，也使自己在实际的锻炼中走向成熟。1931年秋开始，李家瑞将其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对北京俗曲的搜索中，他把自己多年来积累的大量材料汇集起来，进行系统地分类和研究，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写出了专著《北京俗曲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该书于1933年出版后，得到了当时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同一时期，他还写了《乾隆以来北京儿歌嬗变举例》等与民间文艺有关的重要论文，1934年，李家瑞又遵循刘半农先生生前的嘱咐，将学术探寻的注意力，转回到两年前就已开始的另一个课题上，即从浩如烟海的古代史书、方志、笔记、民间俗曲等书籍中，去查寻有关涉笔到北平风俗民情的材料，并将它们系统地抄整和编排出来。1935年，李家瑞结合自己的研究课题，撰写和发展了《打花鼓》、《说大鼓书的起源》、《劈破玉》等专题文章，并开始进行元明两代戏曲里的方言俗语的研究。1936年，是李家瑞学术撰述生涯中最为高产的时期。在这一年中，他除继续积极抄录和整理北平地区的风俗材料外，还撰写和发表了《唱本词》、《说弹词》、《两处码头调之比较》、《关于妓家供种的传说》、《谈嫁娶喜歌》等近二十篇研究民间文艺和民间风俗的文章。1937年5月，李家瑞推出了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北平风俗类征》上、下册〈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他继《北平俗曲略》一书之后，奉献给当时学术界的又一部重要著作。与此同时，他还发表了《说新编弹词考证》、《十杯酒》等论文。

　　“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李家瑞为避寇乱，携眷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辗转迁徙由北平至上海，尔后又由上海至南京，淞沪战事后，他亲眼目睹到了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仓惶溃逃，国土破碎，百姓落难的种种劣迹，从而失去了对国民党的信任和希望。回到剑川后不久，李家瑞接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电邀(1938年初该所亦迁至昆明)，立即赶回该所继续从事于1935年就开始的元明两代戏曲里的方言俗语的研究。与此同时，他还曾打算编撰一部《北曲方言俗证》并对《北平俗曲略》一书作一些修补。但无奈一些原有的主要资料，已在避难中散失，许多工作都得从头做起。加之当时昆明又常遭日寇飞机轰炸，几个藏书较多的图书馆都无法正常开馆，这样就大大减慢了李家瑞学术研究的进程。1940年，亚当李家瑞开始全力投入撰述时，又不幸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不得不离所回乡休养，以致使《北曲方言议证》成了未能完成的书稿，《北平俗曲略》也未能修订再版，这对我国现代的民间文艺学研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1941年，李家瑞的病势稍有好转，即应大理中学之聘，担任了该校高中部的国文教师。他一面授课，一面进行学术研究。但由于他当时所处的环境和条件所限，李家瑞不得不中断自己所喜爱的民间文艺研究，转而从事对云南地方的民族文物和考古的探索。他曾多次深入剑川县石钟山窟等古文化遗址，进行实地考查，并在自已经济较为拮据的情况下，花钱请相馆的师傅去古文化遗址拍摄昭片，采集到了许多珍贵的文物资料。1943年秋，李家瑞离开大理中学，到丽江中学任教。在此之后的六年多时间里，他一直工作在中学教育战线上，并继续从事一些学术活动，曾利用假期去滇西地区作考古调查，并撰写了《滇西白族火葬墓初探》等一些研究云南地方的民族古迹和风俗的文章，1949年12月，李宁瑞在自己的家多，迎来了三南省的解放。1950年春，他受云南省文教厅的委派，到鹤庆中学高中部任教，不久，又调至云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工作。在此之后，他曾先后担任过云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顾问、省博物馆副馆长兼研究员、省史学会理事、云南省第三届人大代表，省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等职。同时，兼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云南分会的会员。

　　1951年至1953年，李家端除随中央和地方的文物机构，多次赴剑川县石钟山石窟作科学工作考查外，还织极参加了云南省博物馆的筹建工作。1955年，李家瑞参与了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物展览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又多次带领考古工作人员赴晋宁、剑川等县的古文化遗址调查，发掘出不少重要的文物。与此同时，他还积极从事云南的民族历史和文物古迹的研究工作，先后发表了《剑川县海门口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发掘情况及我的一些看法》、《古代云南用贝币的大概情况》、《用文物补正南诏及大理国的纪年》等近二十篇论文，并与周泳先等同志合作，编著了《大理白族自治州历史文物调查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一书。六十年代初，李家瑞在担任云南省博物馆领导工作的同时，还参与组织云南地区文献史料讲座等学术教学活动，并亲自讲授了南诏、大理国时期的有关文献，为促进云南的民族文化研究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十年内乱"期间，李家瑞虽已年近古稀，但仍不能免于其难。在“史无前例"的冲击下，他被迫放下了手中的学术研究，以后又被“疏散"回乡，生活上遇到了诸多困难，精神上也颇受压抑，因而成病，加之他年老体衰，所以未能等到“严冬"散尽，就于1975年11月在云南逝世，享年八十岁。

　　主要著作

　　1、北平风俗类征商务印书馆 1937

　　1937年出版的《北平风俗类征》〈上、下两册〉，是李家瑞继《北平俗曲略》之后又部颇有影响的著作，同时，也是我国现代第一部较为详细而系统地搜集北平民间风俗的类书。在这部言近四十万字的资料辑本中，李家瑞不仅收录了许多珍贵的民俗材料〈其中包括一些主要的民间文艺材料〉，而且把它们分成了“岁时"、“婚丧"、“饮食"……、等十三个类别〈每一类别下面又分若干小类〉”并按各类材料的时间顺序将其编排了起来，李家瑞所做的这项工作。不但为搜整和保存古代书籍中关于北平地区的民俗记载，帮助人们广泛了解北京地区传统的生活习俗，进而深入进行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详实、可靠的直接或间接材料，而且，也为后人进一步搜集和整理民俗材料，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因此，这部书于1937年出版以后，颇受民俗、民间文艺学界的重视和欢迎，直到198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还应读者的要求，将这部书原版付印出版，足见它在我国民俗、民间文艺学史上的价值和影响。

　　2、宋元以来俗字譜刘复，李家瑞著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3、大理白族自治州历史文物调查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

　　4、中国俗曲总目稿刘复，李家瑞编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国62 [1973]

　　5、北平俗曲略中国曲艺出版社， 1988.9

　　他的《北平俗曲略》，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和研究多类民间曲艺的专著。在这部重要的学术著作中，对说唱鼓书、大鼓书、竹板书、快书;蹦蹦戏，傀儡戏，济南调、湖广调、福建调、马头调、四川歌;打花鼓、跑旱船，儿歌、秧歌、夯歌等六十二种民间说唱文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一方面，他从“微观”的角度出发，一一介绍了各类民间说唱的特点，并对其渊源和流变作了必要的考证，同时还修正了一些为前人所弄错了的问题〈如指出别人在大鼓书研究中的某些错误等等〉。另一方面，他又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对“北平俗曲"的“来源"、“材料"、“分类"、“特点”、“唱者"和“歌唱"地方等问题，作出了初步的探索。他指出：北平俗曲“中间保存了许多史料"，研究者们“可以由此看一点人民对于各种事件的见解和态度"。由于李家瑞的这部《北平俗曲略》材料丰富，涉面甚宽〈其研究对象虽是在“北平唱过的俗曲"，但所涉及的民间曲艺种类却广及大半个中国〉，加之有介绍，有考订，有实例，所以它作为一部带有某些工县书性质的学术著作问世后，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许多民间说唱方面的专门知识和材料，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我国民间说唱艺术研究的发展和深入。也正因为如此，刘半农先生才称《北平俗曲略》“是我国人研究民间文艺以来，第一部比较有系统的叙述"。

来源：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