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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各个部门，正在中国特色的资本逻辑的驱使下，形成了某种互相配合的合力，要将社会的主流理想固定在现在这样一个片面的、短视的、粗陋的状态上。
张汝伦：我觉得最根本的不是传承知识，是维护一个理想。没有理想，就不会有伟大的作品，就不会有让我们感动的东西。感动是最难讲的。如果没有被感动，说明作者的心没有到那个层次。他自己不感动，就没法感动别人。他可以写得鲜血淋漓，如何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但是人家是同情，不会感动。同情和感动是两种不同的心理状态。
王晓明：社会上总是有各式各样的理想，但也一定会有一种“主流理想”。我们小的时候，主要是宣传部门和学校在决定主流理想的面貌，现在不同了，经济生活和经济性的日常生活，这些年来发挥了远比“官媒”和学校大得多的作用，直接影响社会的主流理想。我所说的“经济生活”，不光是商业买卖、流水线，还包括传媒产业、广告工业、创意产业……这些现在被叫做“文化经济”，它现在是直接来塑造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理想。这表现在大学里，就是许多学科，名义上是人文啊、社会科学啊、理工科啊，但它们的基本运行规则和价值观，实际上却是跟着商贸、金融、经济系走的。前几年有人批评“经济学帝国主义”，现在看得很清楚，这个帝国主义的厉害主要还不是经济学占了大学的中心位置，而是其他学科正在大面积丧失自己的学科立场和运行传统。在这种情况下，主流理想就势必很糟。而且社会的各个部门，正在中国特色的资本逻辑的驱使下，形成了某种互相配合的合力，要将社会的主流理想固定在现在这样一个片面的、短视的、粗陋的状态上。
不过，这恐怕也只是一厢情愿，因为现实的不断变化，特别是目前这样的多种危机互相激发的情况，一定会打破目前这种恶劣的主流理想、主流文化的统治地位。生活本身是最有力量的，尽管现在看起来，那种竭力要将人弄得越来越萎缩小气的力量非常强大，但是千千万万人的现实的生活经验，与比如二十年前相比，似乎是越来越站到它的对立面去了。你在生活中的几乎所有方面，都越来越明确地感到不安。你就是坐在家里，大火也会从窗子外面烧进来：在这样的时候，你是不可能再勉强自己听信主流舆论和主流理想的忽悠，继续当鸵鸟的。你必然要抬起头来，关注窗外，关注现实，关注社会……这大概也就是今天中国的希望吧。
陈思和：网上的一些言论者，平常生活里也可能不那么完美，也会做些损害别人的事情，但是当他在网上看到一些恶劣的事，他就会义愤填膺，还是会批评社会上不正之风。这时候个人品行不重要，重要的是正义的声音慢慢多了，有些力量就会慢慢集中起来，把个人身上的邪恶因素慢慢化解掉。民间的力量在这个场合就会表现出道德感、正义感。这对言论者个人的行为也会是一种约束，自我的约束。
高瑞泉：我很少上网，但是也感到现在又是思潮活跃的时期。各种理论与理想虽然不一定完全对应，但是有一种相关性，高调的理想如果要成为有效的价值，当然需要一套理论，把它系统化以便说服人;但一定更需要有承当，承当与理想之间需要基本的一致。承当的根本是人格，最直接的则是行动。哲学家可能注意价值与人格的关联，价值与行动的关系却是更直接、更普遍的。社会主义运动发轫之初，当然是一致的，否则上海的青年学生、富家小姐为什么要抛弃安逸的生活跑到延安去?想必大多数人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但是后来出现严重的背离，“文革”那样的异化就不用说了。接着“告别革命”，抛弃乌托邦，走进现代化。现在可以看到不少人，高调地歌唱社会主义，热烈地拥抱丑陋的资本主义。这就不止是可笑了。
刚才思和讲民间的力量，我也觉得生活本身的逻辑会起作用。当初冯友兰先生预言过，中国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会进入比较健康合理的状态，原话记不清了，大意如此。我自己是相信这一点的，也希望冯先生的预言能够实现。 ■
黄晓峰 华慧 盛韵 丁雄飞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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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12-05-26 23:23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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