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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有哦，那个时候有人说了，你现在这个工作很稳定，社会地位也可以，你在讲风凉话了。
高瑞泉：思和讲到这个“不安”，是当时许多人共有的。把“存在决定意识”教条主义化固然让人反感，但是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动一定会冲击人的精神世界，尤其是经济地位的升降。本来是一个几近凝固的社会结构，很少流动，现在突然横向的和纵向的流动同时猛烈起来，给九十年代初的普通教师造成的压力太大。我举个例子，那时我们出差都还不能坐飞机，好像除了没钱还有一个级别问题，出差通常坐火车嘛。从新客站下来，打车，司机就问到哪里?到华东师大。沉默两分钟，司机保证会说：“大学老师还是老清苦的哦!”很衷心的。这个事情我在其他地方可能不止一次讲过，为什么?因为对历史有点了解的人来说，这个情景构成了很大反讽，很有代表性。回过去七八十年，“五四”时代，差不多鲁迅、胡适、周作人、李大钊这些人都写过小品文甚至诗，表示对人力车夫那些下层劳动者的同情。说明在启蒙主义者那里是比较普遍的感受。他们的收入是人力车夫的几十倍，面对贫穷的劳苦大众，未免有一种道德的歉疚感而不安。现在是倒过来，司机同情大学教授，因为那时候出租车司机一个月拿三四千块，而年轻的大学教师可能就是月收入三四百元吧。街上不是流行所谓“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吗?造导弹的人我们不敢说，至少一般学者，其实并不是真的吃不上饭了，尽管家里的房子只有几平方米大，买苹果时要挑挑拣拣——拣便宜的买，让摊主很不屑，毕竟与在农村插队时的日子已经不能比了。但是就是这种知识分子相对贫困化的威胁让许多人很不安。更何况对于即将到来的商品经济的社会秩序，一般人文学者并没有实际的思想准备。记得有人很愤慨地断言：新时期的社会秩序已经排定，商人第一，文化商人次之，文化人最末。在许多人心底，还是传统的士农工商的排序，瞧不起商人。改革开放前的排序是“工农兵学商”，商人也一样在最下面。现在完全颠倒了，它一时引起的失落感是巨大的，你甚至不知道用什么来衡量你的职志。用学理化的话说，其实就是价值迷失、价值冲突的表现。
王晓明：他们的收入到现在还是三千来块，基本没提高。社会阶层结构的重组已经完成，穷人还是穷，但是知识分子却被有效地整合进统治阶层了，当然，是被放在其中一个边缘角落里。
张汝伦：给了钱反而不出东西。想废掉你很简单的，什么都满足你就把你废了，这一招也很厉害啊。事实上，精神性的东西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的文科是两种，一种极端的技术化，搞材料，搞数据模型，这当然是全球性的现象，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化和社会科学化。还有一种就是意识形态化，这不去说它。有一种真诚的人文关怀和孤愤精神的东西今天是不会有人写也不会出了。人文学科看两个东西，一个是课程，现在课程本身就是个问题。第二个，教师自己研究的方向是什么。原来是计划经济，现在都纳入统一的所谓学术工业中去了，没有什么意义啊。现在申请的国家项目，我有时候也去做评审，都没什么意义啊。因为你现在要做教授，要评什么必须有这个，所以大家拼了命去搞这个，全部废掉了。现在的学生没有想象力，就是背答案、对答案，我们教师也没有想象力，是因为我们要搞这个东西。也是可怜，无非就是一年多个一二十万，但是有很多人就是觉得，你讲的想象力是看不见的，这一二十万是看得见的，我可以买东西了。现在这样是废得厉害了。所以人文学科已经没有了。比方说我们现在讲一个作家好，也没有什么证据来谈他对人性有很深刻的洞察，对文明有很深的思考，我们只是说他的细节很真实，为了写古代的一个什么东西，他做了大量的考证，看过很多的野史、正史，最后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真的。写这些文学评论的人都忘掉了文学是怎么回事情。文学不一定要真实，文学本身就是一个虚构。问题在于现在人文关怀还有没有?没有。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要你文学干什么?这就跟我们一样，我们搞个项目是拿钱，他写小说也是拿钱，但这些东西搞出来是不是还叫人文，大可怀疑。只不过你这个东西，是从外在给你的分类，你是人文，但实际上是魂没有了。这个是最大的问题。现在各个重点大学的人文学科，从规模上讲都在扩大，然后每个系底下都有无数的中心和研究所，搞什么啊?捞钱。还有就是名片上多个所长、主任，无非是搞这些很无聊的事情。
我一直在讲不要神化原来的民国教授。他们家里有厨子、有花匠，不一定做得出东西来。左右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搞一个话语系谱，各有自己的偶像，但是这些偶像到底怎么样，现在说不清楚。可怜以后的人都去站队，左的人有一堆偶像，右的人有一堆偶像，就苦了中间派。熊十力先生是中间派。钱穆、吕思勉这种人，哪边都不要他，这些人其实学术成就极高。
高瑞泉：吕思勉比较寂寞，1957年就病逝了，留下了大量著述，直到最近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齐《吕思勉文集》十八种二十六卷。不过我估计认真读他的人未必多，知名度还是不高。钱穆不太一样，他后来去了台湾，晚年很受蒋家厚待。在以大陆和台湾划界的人看来，他有些先知的派头，现在也被奉为一尊，不好随便说的，要防止人打破你的头。
张汝伦：这样一来我们再来谈问题就很难，很多东西是越抹越黑。知识分子的职责，在我看来，就是给社会提供不同的看问题的视角。知识分子不要参加制造偶像。实际上陈思和讲的那个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不容易的啊。别人玩的时候你要不玩，你要在那里备课，一章一章要写下来的，不容易的。这个和意识形态没有关系，就是你自己做人，你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的，你就会去做，你觉得不重要的，就去游戏人生。
这和我们今天讲的东西是有关系的。我觉得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外在制度，它的一个最可怕的东西，就是把人变掉了。一开始，它是一个癌细胞，但一旦生了这个癌细胞，它就会吞噬你其他好的细胞，人的良知、人的责任心、人一生的追求全变了，包括哪一种学问是值得追求的也变了。整个人生观变了，最后人变了。资本主义这个机器不像新自由主义鼓吹的那么灵便，未见得每次都能逢凶化吉。但是问题是，它最内在的那个东西，它的那个文化密码很可怕，这个文化密码使得所有反对它的人，实际上是另外的一个牌号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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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12-05-26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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