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第三期《读书》刊发的《人文精神寻思录》之一
一场文化的或学术的讨论，如果能促使参与其中者沿着自己的道路，去深入探索讨论所提出的问题，哪怕做的还是一偏之论，其意义也胜过一时的热闹。
高瑞泉：记得是在上虞的一个会议期间，晓明找到我，讲起想找些朋友谈谈当时许多人都感觉到的精神上的困境。后来沈昌文他们来上海，有了华东师范大学那个会，以及后来《读书》连续发表的那些谈话。现在回过去看，当时参与其事的朋友，面临一个历史性的大转变，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包括学术生态上的转变，有许多感触，涉及方方面面，都在想问题出在哪里。晓明出了个好题目——“人文精神”，引起了大家的共鸣。结果议论纷纷，成为一个事件，影响延续多年。这与上海当时的文化氛围有点关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上海比北京的气氛相对要宽松些，肃杀之气少些，学界朋友之间关系比较亲善，还没有那么多土围子，讨论问题时好像顾忌也还不太多。当然后来有人就觉得奇怪了：一帮上海人跑到北京去发表议论，想干什么?其实，就是想发表一点意见。我说“意见”，是说当时表达的，未必是什么深思熟虑、系统化、条理化的理论。说完全没有准备也不尽然，至少大家还是从自己的学人身份、结合自己之所学来谈的。但是它本身不是单纯的学术讨论，对“人文精神”这个概念，都还没有来得及真正厘清，把边界和前提弄得很清楚。在当时，“人文精神”就是一个话题，容纳了许多人对弥漫性的社会现象包括我们的生存状况所做的批评和反省。
“文革”以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讨论”有那么几场。比起来，人文精神这场讨论既不是奉命进行，也没有弄得两军对垒、捉对厮杀。结果“人文精神”反倒成了近二十年中国的一个“关键词”。一个名词沿用既久，未免失真。尤其是被传媒、官吏和商人滥用以后，常常南辕北辙。至于对当时大家批评的某些问题，现在普通市民说起来、讲起来都已经蛮透彻了，甚至更加“煞根”。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用一个什么单一的“人文精神”的概念就可以概括的了。有些现象后面形成了很坚固的结构性问题，文化批评似乎也变成一面倒的西方文化批判。
我们往长远看，历史上有一些重要的争论，其意义未必是解决了什么问题，如果能深刻地提出问题，“意义”也就在其中。譬如上世纪二十年代那场著名的“科玄论战”，参与者都是一时之选，但是你去看那些单篇发表的东西，都是急就章，很不完备、很不严整，今人可以拍许多块砖。但是“科学与玄学”、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对立的问题，如此集中地引起大家的关注，是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之一。而且这些问题到现在也并未解决，有些人以为的“解决”，与张君劢、丁文江的水准并不太远。而且这样的大问题有没有所谓的最终“解决”，本来就难说。“人文精神”讨论的问题，说得深一些，与当初的“科玄论战”提到的也有牵涉。“人文精神讨论”是讨论，不是论战，而又能提醒国人反省我们的精神状况——哪怕所涉及的问题一时解决无望，还是有它的意义。当然，“科玄论战”在社会一般人的心理中是科学派大胜，丁文江并没有在学理上做进一步的建设性工作。胡适有一些，成就不大，他比较热衷于当领袖。反而是没有参加论战的玄学家熊十力受到激发，潜心创作了自己的《新唯识论》，成为现代新儒家的经典。我不是说，熊十力就解决了大家的问题，他做的还是偏至之论，有创造性的体系哲学大多是偏至之论。但是它在玄学的路径上走得远，比较精致，又能震动人的情感，给后人提供了哲学创造的新空间。遗憾的是，科学派包括后面的自由主义，在学理上创造不多，在哲学上比较贫乏，尽管经常处于社会关注的中心。所以我觉得一场文化的或学术的讨论，如果能促使参与其中者沿着自己的道路，去深入探索讨论所提出的问题，哪怕做的还是一偏之论，其意义也胜过一时的热闹。事实上，当时参与“人文精神”讨论的朋友都带着现实的关怀去继续从事自己的研究，所以它对我们自己也有一份意义。
陈思和：已经十八年过去，那么久时间了，这么多年没想过这些事情。刚才汝伦说的当时的感觉是对的。其实当时大家只是有一种不安，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基本上是二元对立的，人们关心中国的未来，要么就是坚持改革开放，要么就可能退回极“左”路线的那一套，当然知识界基本上是倾向于坚持改革开放的。但是到了1992年以后，突然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大潮就汹涌起来，“开放”了。这个东西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来说不是一个新时代，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时代，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过市场经济是怎么回事。其实在1949年以前生活过的人都明白，社会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个用不着大惊小怪的。计划经济是1949年以后才实行的，才是很短的时间，但因为我们年龄比这个计划经济更短，所以我们就大惊小怪的，就觉得这好像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市场经济突然开放，再加上1989年的政治风波，两件事撞在一块儿，对知识界来说，那个时候政治形势是没有办法公开去反思，所以就把这样一个反思的热情都转到了经济话题上。表面上看这两个问题并不相干，甚至有点相冲突，但是政治、经济、社会内在的矛盾性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怪诞的形态表现出来。这个内在矛盾包含了中国社会以后二十多年发展的基本形态，直到我们今天，不仅没有从这个内在矛盾中摆脱出来，而且冲突越来越尖锐了。我们这代人，因为从小受的教育是反资本主义经济的教育，当时我们习惯的思维模式是对市场经济抱着警惕……其实到今天为止，中国这十几二十年来的市场经济，我们并没有感到陌生啦。为什么没有陌生?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就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读过当时的所谓政治经济学理论。今天社会上被揭露出来的大量不法分子，为了追求高额利润而置道德法律于不顾的现象，就是马克思当年指出的，资本家为了追求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连上断头台都不怕的现象。其实这套道理到今天，我觉得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马克思对资本的描述也没有过时。所以在1994年那个时候，大家第一个反应，就觉得，这样一种市场经济大变革，会给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道德习俗都带来强烈冲击，可能在人文立场上带来的冲击更大。这个问题，不是危言耸听，这二十年来实践是被不幸而言中的。但当时可能仅仅是因为我们受了传统的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过于警惕而带来的忧虑，或者是一种不习惯，不适应。但是我们提出的人文精神失落的问题，根源肯定不在当时刚刚开始的市场化(因为它的危害性还没有充分展示出来)，而恰恰是近五十年的历史，是所谓的计划经济和对意识形态高度控制的政治形态才导致了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失落和人格的软化，所以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人文精神”讨论是从“寻思”开始的，所谓“寻思”是因为人文精神已经失落了，但是只有在市场经济兴起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把它提出来“讨论”，而且讨论的问题是从市场经济初期可能会带来的消极后果的忧虑开始的。这样，这个讨论必然会带来两个后果：一个是它引起的社会反响是多方面的，有对政治上的极“左”路线以及计划经济下人格萎缩的反思;也有对刚刚兴起的市场经济及其带来的人欲泛滥的忧虑。同样，它也带来了两种批评意见：一种认为我们是在批判市场经济，反对改革开放;另一种是认为我们还在延续启蒙的旧话题，还是自由主义的老调。
时过十八年再来看这个问题，我还是要问一下：中国的决策者在近五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并不陌生，可是在全国推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关键时刻，为什么不在思想理论上对商品和资本可能带来的腐蚀性和破坏性作充分的警惕呢，为什么不把它放到改革开放的总体思考中去解决呢?这些问题本来应该是理论工作者首先去进行的，结果轮到人文知识分子外行地提出这些问题来，不可能真正地打中要害。人文知识分子只能在人文精神的立场和范围内思考和提出讨论，其局限性是必然的。而且这些问题不是在高层次的范围里争鸣而是被媒体炒作式的开场，也是一个局限。任何理论问题进入大众媒体层面就变了味。人们可能广泛关心的就是汝伦刚才说的，我们拿三百块，人家拿三千块，人家就说我们眼红了。但还可能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你拿三百块，人家拿三块。他也会说，你们拿了三百块的，还讲什么人文精神，你不让我们吃肉吗?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6 | 7 |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12-05-26 23:23
【本文责编：CFNEdito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