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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民间文学的学“术”问题
  作者:施爱东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2-05-13 | 点击数:18476
 

  六  提出假说是理论建设最重要的步骤

  问题是,理论建设从何着手?理论发现有没有规律可循?

  首先,我们必须理解,所有的创新性研究都是基于传统的创新,是在既有理论条件下的学术革命。“科学家承认他们依赖于文化遗产,他们对文化遗产的态度是共同的。牛顿的名言‘如果我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只在于表明他受惠于公共遗产的观点,并承认科学成就在本质上具有合作性和有选择的积累性。科学天才的谦逊不能简单地从文化上加以说明,而应认识到,科学的进展是以往的人与现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科学只有基于传统和专业训练才有可能向前迈步,任何脱离科学传统的科学发现都是“民科”的无稽之谈,正如一个完全不懂数学的体育老师不可能突然来一场数学革命。

  其次,理论发明要求科学家具备两项基本素质:基于传统的规范性操作,刺激发明发现的创造性思维。前者确保科学家的工作必须基于规范、专业的表达,这是其成果能被同行所理解和接受的必要条件;后者确保科学家能突破旧范式的固化思维,这是他能取得创新性成果的必要条件。

  伟大的发现各有各的机缘,但从科学史的角度看,有一个共同的步骤是所有理论生产都绕不过去的:出现反常,然后有假说(猜想),再后才有理论。“科学假说是科学理论发展的思维形式,是人们根据已经掌握的科学原理和科学事实,对未知的自然现象及其规律性,经过一系列的思维过程,预先在自己头脑中做出的假定性解释。

  现实中出现了常规研究无法处理、不能解释的现象,或者说,出现了理论解释的反例,我们称之为反常。反常迫使我们去修正既有理论。当反常一再出现,既有理论无法再修正的时候,我们开始质疑既有理论,这时很可能提出新的假说:“难道是……原因?”

  假说体现了学者的学术想象力,也是学者学术能力的重要标志。所谓假说,也即关于某一现象与其他现象,或者现象内部诸要素之间具有某种一致关系的猜测性判断。假说往往依靠经验和直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说:“要通向这些定律,并没有逻辑的道路;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假说之所以依赖经验、直觉和想象力,是因为规律不可能从个别的事实当中被直接观测到,也无法必然地由逻辑推演出来。

  直觉思维必须基于经验的积累,经验源于不懈的观察和学习。从个别事实到假说形成的过程中,必然调动我们对所有相似事件的知识储备,我们掌握的知识越多、经验越丰富,可以用于联想的学术资源也越多,表现出更加强大的学术想象力。知识和经验一方面构成了想象的资源,一方面也制约着想象的无边漫游。它们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们,哪些想象是有意义的,哪些想象是无意义的,哪些想象是难以论证的。假说一旦形成,就会让我们感到兴奋和刺激。假说不仅充分调动我们的学术积极性,也积极地作用于科学研究的全过程。

  假说的提出是论文写作“结论先行”原则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事实上,假说本身就是先于论证的预设性结论。假说改变了我们看待事物的眼光,改变了有效事实的判定标准,刺激着新思想的萌芽、新知识的生产。

  科学假说是否成立,往往取决于它是否具备实验检测和实践预测的功能。但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假说很难用这两点来判定,而是需要经受两种考验:一是同类解释,二是同行竞争。所谓同类解释,即当假说不仅能用于解释这一民俗事件,而且能用于解释其他类似民俗事件的时候,我们就说该假说是有效解释模式。所谓同行竞争,指的是当一段时期之内存在相互竞争的多种假说的时候,得看哪种假说能够得到更多民俗学者的支持和引用。原则上,人们总是会选择一个更加“好用”的理论,放弃那些不符合自己解释要求的其他理论。

  层出不穷的假说绝大多数都会湮没在历史的故纸堆中,能够真正脱颖而出、成长为理论的假说极少。假说不一定成为理论,但是,没有假说就没有理论,因为客观事实并不会自然呈现出理论,理论是需要通过我们的归纳和猜想去发明的一种认识性表述。

  七  用普通逻辑规范学术研究、提升学科竞争力

  “科学发现从问题开始,科学家针对问题作出各种各样大胆的尝试性猜测,这些假说和理论激烈竞争,经受观察和实验的严格检验,在检验中清除错误并筛选出逼真度最高的新理论。”说白了,理论就是假说中的优胜者。所有理论都源于假说,是对最优假说的选择性接受,以及逐渐走向常规研究的认知固化;反过来看,所有假说都是新理论的可能方案。

  判断优质假说的标准是实践检验,而淘汰劣质假说只需要普通逻辑。科学假说并不是天马行空的任意想象,科学假说和学术想象都必须受到逻辑的规范和制约。假说是需要论证的,论证主要由推理构成,有效推理除了前提可靠之外,还要求逻辑可靠。逻辑既是一种思想工具,也是一种约束性的规则。讲逻辑,包括正确使用概念、定义,合理分类,遵守推理论证的基本原则,等等。逻辑是所有学科通用的思维规则,它为一切科学制定了分析、批判、推理、论证的约束条件。所以说,我们的学术研究就是戴着镣铐的舞蹈,是受到逻辑约束的知识发明。

  逻辑是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在具体研究中往往体现为一套语言表述的规则。逻辑不是知识,但它可以检验知识,为我们提供有效生产、组织、运用知识的一般规则。所有科学活动都必须遵循基本的逻辑规则,否则就会导致错误的知识生产和理论认知。

  不受逻辑约束的思维可能是奇思妙想,但一般来说是胡思乱想。没有逻辑,就无法形成有效的知识体系。有学者批评说:“当今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从本科生到研究生,都缺乏系统的逻辑学习,普遍存在逻辑思维能力欠缺的问题。学生表达一个观点,写作一篇论文,特别是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有些问题看似语言问题、看似材料问题,其实仔细分析都是逻辑问题或者说思想问题,思路不清其实就是逻辑混乱,论证不力其实就是逻辑不严密。很多学生,看了很多材料,也有一定的专业理论,就是组织不起一篇论文,其实是逻辑思维能力不够。”

  逻辑与具体内容无关,指的是推理形式的有效性或正确性。无论对哪个学科,对什么人,判断和推理的形式都是相通的。一篇文章讲不讲逻辑,一个外行就能看出来。正是基于不同学科、不同学派之间的逻辑共通性,我们才有资格去评判其他相近专业的学术成果,别人也会用同样的标准和眼光来评判我们的成果。所以,尽管不同学科关注的问题不同,使用的材料不同,理论、方法各异,但是,对于学术成果的质量和水平的判断很容易取得一致意见。

  随着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进一步融合,随着学术行业接受过正规学术训练的从业者比例不断加大,学术界对于学术成果的逻辑性要求必然会越来越普遍、越来越高。民间文学要想赢得其他学科的尊重,靠的不是研究对象伟大、研究资料丰富,也不是研究成果的数量,而是研究质量、学术对话的能力。而衡量研究质量的标准,主要是判断、推理和论证的思想能力,也即基于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的整体性学术能力。我们每一个从业者,都是民间文学学术成果的贡献者;我们每一个从业者的学术能力,都或多或少地成为其他学科评判民间文学学科的一项指标。

  20世纪80年代刚刚恢复民间文学学科地位的时候,由于原来的从业者大都“转移到学校以外的岗位上去了”,而临时补充到民间文学教学科研岗位上的从业者,许多是从其他专业转过来的散兵游勇,因此,“受教育部委托,钟敬文主持开设了民间文学进修班,一边进行学术骨干培训,一边利用一年的时间组织学员编写了《民间文学概论》教材”。但就是如此草草组团的学术队伍,如此匆匆编就的教材,居然“后来在各高校民间文学专业建设与课程研发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们今天面对的局面已经迥然有别于40年前,我们培养了数以千计的硕士和博士。民间文学的基本概念以及相关的理论和方法,都通过教科书以及各种专业课程传授给研究生。但是,我们的专业教学依然是知识灌输式的教学,我们向研究生传授理论知识,却没有训练他们的研究能力。我们向研究生介绍了神话学派、流传学派、芬兰学派、功能学派,这个主义那个理论,甚至指出了这些学派、主义、理论各有哪些优缺点,却没有展示如何论证、怎样运用它们于学术实践,许多学生甚至连一个研究范本都没有看过。这就像递给你一把游标卡尺,却没有教给你使用方法。那些悟性差一些的学生,多数只是把理论名词当学术标签,认为用得上的地方就顺手拈一个,逻辑论证自然也就让位于花里胡哨的标签游戏。许多博士学位论文表面上看起来田野调查扎实、材料丰富,可是,一进入到论证阶段就显得捉襟见肘,很难做到中心明确、逻辑严密、结构完整、自成体系。

  八  民间文学的自我拯救

  在目前的学科体制中,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主要依时间序列划分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古代文学又可划分为从先秦文学到近代文学的一个断代序列。这是一个合乎时间法则的逻辑结构,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嵌在这个逻辑结构中的任意一环都不会有学科危机之虞。但是民间文学不一样,它不在这个时间秩序之中,没有先天的“免死金牌”。

  文学研究自古以来都只讨论作家文学,民间文学只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才开始在学术史上露一小脸。现行的各类文学理论都是关于作家文学的理论,偶尔提及民间文学,也只是寥寥数语。这主要是因为民间文学的话语体系与现行的文学理论互不兼容,民间文学尚未找到能够与文学史和文学创作充分对话的理论工具。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为了强调民间文学的学科地位,一是借助时代话语和政治话语,强调民间文学是“广大劳动人民的语言艺术”;二是编辑、出版革命领袖或著名作家赞美民间文学的言论,以论证民间文学之伟大,如《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民间文学的言论》《马克思恩格斯论民间文学(内部参考)》《马克思恩格斯论民间歌谣》《马克思主义论民间文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民间文学》《鲁迅和民间文艺》《郭沫若论民间文学》《高尔基论民间文学》《俄国作家论民间文学》等。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以“口头性”强调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区别,以“独特性”论证民间文学的价值,曾经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这种“独特性”定位也造成了民间文学研究的不断“内卷化”,学者们热衷于碎片化的地方性知识调研,甚至对个别社区的鸡毛蒜皮都作出精细描述,在一些无足轻重的内部问题和无解的玄学问题上耗力费神。“内卷化”导致我们的知识、概念、术语、话题都在逐渐远离文学研究,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间文学学科与其他兄弟学科的对话,民间文学学科相应地失去了兄弟学科的关注和支持。

  21世纪初,当“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新概念吹拂中国学界的时候,许多民间文学工作者还曾幻想它能春风化雨,浇灌民间文学茁壮成长。可是,在2021年教育部公布的《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新专业名单》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新专业被归口在艺术学一级学科名下,民间文学再次错失政策红利。

  民间文学相对于作家文学虽然有其独特的一面,但是,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话语方式或艺术形态,归根究底还是人的创作,是传承人基于口头传统的即兴创编,也是草根作家的文学创作。通过“人类”这一共同主体,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被紧紧地关联在一起,具有艺术思维上的诸多共性。数量庞大的民间文学异文,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多种文艺形态的大数据样本,蕴含人类文化的多样基因成分,等待着我们去挖掘、去认识。这些根植于民间文学,映射着民众情感倾向与审美期待的文学原型,构成了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对话基础。

  弗拉基米尔·普罗普(Vladimir Propp)的故事形态学、帕里-洛德的口头诗学之所以能够进入更广阔的人文科学领域,成为语言和文学分析的理论工具,正是因为他们从民间文学中发现了普遍性的文学法则,这些法则很难从作家文学的复杂文本中直接发现。民间文学的简洁、明快、直截、高效,恰恰为我们排除了许多零碎细节的干扰项,有利于我们借助这些更单纯、更具原型特征的文学形态,探寻文学生产更原始、更基本、更深层的文化特质。

  综上所述,民间文学缺乏先天的学科优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浪潮中又错失政策红利,时代留给我们的或许只有学术自救。民间文学的学科建设,有赖于我们每个人的研究水平、每篇文章的学术贡献,而我们的研究生培养又是关键环节。树立科学观,强化科学思维和实证理念,是研究生培养必不可少的内容。

  科学观与思维方式是相辅相成的,科学观会让一个人以科学的眼光看待事物,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反过来,这种看待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又会进一步强化一个人的科学观。实证研究是科学的基础和灵魂,当科学成为主流学术的通行思想方式的时候,那些不科学的研究就成了学界异数。如果民间文学从业者无法培养起坚定的科学意识和实证理念,拿不出代表性的成果,那么,无论我们如何自证价值,也很难得到兄弟学科的尊重。

  搞好民间文学学科建设,理论上似乎应该寄希望于每一位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但事实上人在40岁之后,思维习惯已经定型,很难作出改变,讨论学“术”问题对于他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青年民间文学工作者:“社会学和创造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科学家有个创造力最旺盛的年龄限,大致在35~40岁之间。在这个年龄,科学创造力达到抛物线的顶点。”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为高校的青年学者,尤其是科学思维尚未定型的在校研究生,提供一个学“术”的参考。

  (本文发表于《西北民族研究》2022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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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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