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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扈耕田]中国国花溯源
  作者:扈耕田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4-21 | 点击数:11859
 

  (四)牡丹在明清两代的普遍认同

  当然,除了在民间心理中与国家、民族的隐喻关系、意义联系之外,牡丹要取得国花之称呼,还需要更为广泛的民间认同。这种认同感,同样有着对传统审美体验的继承。唐宋时期,牡丹就开始成为名花。尤其是在唐之东西二都、宋之东西两京,自帝王至庶民,对牡丹观赏之热,近乎痴迷与疯狂。周敦颐《爱莲说》有云:“牡丹之爱,宜乎众人矣。”此可谓牡丹唐宋之时广受世人宠爱的真实写照。而至明代,牡丹的种植更广,除京城之外,曹州、亳州等均成为著名的种植中心,士庶的牡丹之爱,与唐宋相比有增而无减。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但与牡丹的喻义有关,也与时代的特点密切联系。其突出表现有三点:

  1.商品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刺激了人们的求富心理

  人们对花的崇拜,可以说是远古植物崇拜的一种延伸,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一种宗教信仰功能。那就是这些花应当具有给人类以精神动力和心理慰藉的功能。在明清两代,由于商品经济的空前发达,人们求富求贵的心理欲求极其强烈,作为富贵花、别称百两金的牡丹,显然在百花之中最能够满足人们的这种内心幻想。因此牡丹作为吉祥富贵的象征,在明代得到了自唐代以来最为充分的张扬。徐渭在《牡丹赋》中就批评那些贬牡丹者为“将尽遗万物之浓而取其淡朴”,且云:“且富贵非浊,贫贱非清,客者皆粗,主则为精。主常皭然而不缁,客亦胡伤乎随寓而随更?如吾子怼富贵之花以为溷己,世亦宁有以客之寓而遂坏其主人者乎?”这里的富贫清浊之辨,充分展现出一种全新的观念,表明那种以贫寒枯瘠为高洁之观念已经发生了动摇,对富贵的追求已经直言不讳。在这种观念下,追求富贵不再被视为俗人的专利,而成为了雅俗的共同目标。甚至于身居藩王之尊但却以韬光养晦为尚的朱有燉,也写下了一百多首歌咏牡丹的诗歌与《洛阳风月牡丹仙》、《十美人庆赏牡丹园》、《天香圃牡丹品》等数部杂剧,成为了古代创作牡丹作品最多的作家。

  2.阳明心学带来的个性解放思想

  明代中期,王阳明高张心学旗帜,以心即理、致良知来抗衡程朱理学的至高哲学范畴——天理。至其后学颜钧、何心隐等人,更以异端自居,强调个人欲求的合理化,遂使追求个性解放、自我扩张、个人情欲,俨然成为一种思潮。这个思潮不仅对士大夫影响深远,而且被市民广为接受。而牡丹的艳丽、热烈与奔放,在唐代就被视为个性不羁的象征。如舒元舆著名的《牡丹赋》描绘牡丹盛开之情形有云:“动荡支节,如解凝结。百脉融畅,气不可遏。兀然盛怒,如将愤泄。淑色披开,照耀酷烈。”所传递的正是一种豪迈奔放、不可阻遏的生命体验,与持重、内敛的理学品格显然有异。牡丹品种、色彩、姿态的不同,更使其千姿百态,各具个性。故在徐渭的《牡丹赋》中就穷形尽相地描绘了不同牡丹的个性、气质与神韵,且云:“意所想而随存,奚援引之数姝可罄比而殚论。”表现出对牡丹神态各异、各具个性之美的由衷赞扬。另一方面,在元代牡丹已经成为世俗情欲的象征。珠帘秀《正宫·醉西施·无题》已经发出“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宣言。至明代汤显祖在著名的《牡丹亭》中,又进一步虚构了杜丽娘在牡丹亭下因情感梦的旖旎故事,牡丹俨然成为了男女主人公情欲结合的媒介。此后大量的小说、民间故事也都把牡丹视为催生爱情的催化剂。如清代蒲松龄的《葛巾》即以曹州牡丹仙子作为爱情的女主角。这些虽出现于文人笔下,但无不是民间心态在文人作品中的投射。

  3.社会转型期明清士人复杂的心理需求

  在中国古代花卉文化中,牡丹的象征义最为多元,由她可衍生出许多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的象征意义。除上文所云富贵气象之外,她还被赋予了坚贞、忠诚、高洁、端正、谦逊等品质。明清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社会重要的转型期,加之朝代更替等重大事件的影响,人们的心理需求趋于复杂而多样。牡丹象征义的多元性正好可以满足人们这种复杂的精神需求。因为不同层面的接受者均可从牡丹当中找到自己所认可的内涵,所以牡丹的受众范围便得以进一步扩大。如元明之际史迁《牡丹赋》称:“草木无情,有时得名,愿保坚操,如松之贞。”清初李渔《闲情偶寄》云:“牡丹得王于群花,予初不服是论,谓其色其香,去芍药有几?择其绝胜者与角雌雄,正未知鹿死谁手。及睹《事物纪原》,谓武后冬月游后苑,花俱开而牡丹独迟,遂贬洛阳,因大悟曰:‘强项若此,得贬固宜,然不加九五之尊,奚洗八千之辱乎?’……如其有识,当尽贬诸卉而独崇牡丹。花王之封,允宜肇于此日。”其后,李渔自秦之巩昌,载牡丹十数本而归,同人嘲之:“群芳应怪人情热,千里趋迎富贵花。”李渔答曰:“彼以守拙得贬,予载之归,是趋冷非趋热也。”清初魏禧的《借一亭赏牡丹诗序》云:“世徒以牡丹为富贵,富贵无常,何足道?是花荣衰不忘故主,今又能如主人以好客,以谓花之君子可也。”凡此皆取牡丹的坚贞、忠诚之义。而史迁《牡丹赋》称:“众芳秀发,我则后出。”施闰章《牡丹赋》云:“不与时竞兮,大肆其华。遗世兮独立,与并美兮不可得。”二者都借牡丹虽艳丽异常而不与百花争春、自甘寂寞的谦逊、超脱品质来自我标榜。其他诸如以白牡丹象征品性之高洁,以黄牡丹象征品性之端庄等,更为常见,此不一一举例。

  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接受者有着不同的精神及心理需要,牡丹在唐代之后能够得到如此广泛、持续、热烈的尊宠,在花卉之中实属罕见。究其原因,除了植物学上的特点之外,牡丹所隐寓的民族、国家意识及多元的文化内涵在其传播、接受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尤其是明代,在新的经济形势、文化思潮及社会形态下,牡丹的受众范围空前扩大,而唐宋以来形成的牡丹与民族、国家、政权的历史经验与记忆被重新激活且加以强化,世俗情感与国家、民族意识在牡丹之上相互交融,使牡丹终于被冠以国花的称号。当然,这种国花之称长时期内仅仅是民间行为,反映的也仅仅是民间心态、民间情感,但他的影响却是广泛而持久。所以历经数百年后,这种民间心理最终上升为国家意志,至清末牡丹终于被正式敕立为国花。今天,牡丹依然是深受民众喜爱的花卉。因此牡丹文化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上的文化形态,更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存在。而认真梳理中国国花之称的历史演进,探寻牡丹之所以被尊为国花的深层原因,不仅可以使我们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同时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原载于《民俗研究》2010年04期。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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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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