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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扈耕田]中国国花溯源
  作者:扈耕田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4-21 | 点击数:11874
 

  与袁中道生活大约同时的一些文人,在其诗文中亦有将牡丹称之为国花者。如著名诗人、浙江金坛王彦泓(1593—1642)《有赠》诗云:“国花第一数姚黄,更共明珠字夜光。”诗中的姚黄为牡丹珍品,素有花王之称。福建郭良翰(生卒年不详)有云:“人生若行路,前经险阻,则后必通衢,亦似国花。葩艳独先,则零落必早。”此处虽未明言国花之所指,但文中将国花与葩艳花开之先后进行对比,指出国花晚开,正与牡丹暮春始开的特点相吻合。因此结合当时牡丹已经被许多人称为国花的事实,这里的国花指牡丹是无疑义的。

  除了以上数人,诗文中“国花”一词在晚明文集中还出现过一次。沈德符《长至夜听寒仙歌即席赋赠》云:“合閟添宫线,帏开见国花。颜温初过酒,吻燥偶需茶。学态鸿窥户,寻香蝶忘家。自翻冬白纻,歌谱不须夸。”沈德符(1578—1642),字景倩,一字景伯,又字虎臣,浙江嘉兴人。他所云国花何指,今已无法考究。

  (三)清代国花之称的流传

  至清代,文人诗文之中国花一词出现更多。其中的一大部分都是游览、题咏国花堂之作,可以说国花堂是清代国花一词流传的主要阵地。宝鋆、斌良、陈夔龙、刘嗣绾、张祥河、朱琦、唐晏、王芑孙、孙士毅、王拯、李慈铭、洪亮吉、程恩泽、法式善、陈衍等人均有此类诗作,不一一述引。需要注意的是震钧《天咫偶闻》有载:“极乐寺明代牡丹最盛,寺东有国花堂,成邸所书。”张祥河《廿九日又集同人极乐寺看海棠》亦云:“国花堂上有清晖,成邸留书墨采飞。”这里的成邸即爱新觉罗·永瑆(1752—1823),为乾隆第十一子,嘉庆之兄,曾被封为成亲王,为清代著名书法家。从他亲自题写国花堂匾额来看,牡丹称为国花已经被清代王室所认可。

  在与国花堂相关的诗作文之外,清代提及国花者笔者所见有五处。一是施闰章《牡丹赋》云:“罗群芳于四时,推国花之独冠。”二是程恩泽《赐墨楼诗和云西宗伯前辈元韵》云:“好筑楼藏乌玉玦,国花庭院露初垂。”其自注云:“先生庭前牡丹颇盛。”此二处所云之国花均明确指牡丹。另有两处见于樊增祥诗中。其《改岁》云:“改岁已过三十日,老来襟袍觉闲宽。英雄人每轻边幅,格律诗如养内丹。家酿速成缘水短,国花晩达为春寒。清尊首置芳梅下,万紫千红次第看。”此诗中之国花很难考实其所指。其《贺人生子》云:“人似国花开正午,子如仙李应长庚。”这里虽仍没有明确国花之所指,但是所用的却是正午牡丹的典故。其典最早出于《梦溪笔谈》,系颂扬欧阳修之精鉴,但后来被民间赋予了富贵全盛之意,成为民间著名的吉祥符号之一,正于此诗中之意相合。故本诗所指之国花应是牡丹。

  最后一处则见于方浚师《蕉轩随录》。其《春宫允遗诗》录长白春玉峰先生(春辂)《和临皋前辈海棠诗韵》云:“回首昔年鸿爪印,国花犹记咏禅房。”不难看出,此处之国花系指海棠。海棠何以成为国花?其实这里边有一个误会。震钧《天咫偶闻》云:“极乐寺明代牡丹最盛,……后牡丹渐尽,又以海棠名。树高两三丈,凡数十株,国花堂前后皆海棠,望之如七宝浮图,有光奕奕。微风过之,锦裀满地。”又陈衍《石遗室诗集》云:“极乐寺是二十九年前旧游,海棠数十株大皆合抱,今十无一二矣。国花堂匾尚存。”由此可见,国花堂之牡丹后来已渐尽,为海棠所代替。从清代后期游览国花堂的诗作中也可看出,此时国花堂的胜景已经是海棠。然国花堂之名称、国花堂之匾额犹在,这便使不悉国花堂由来之人错误的将海棠当作国花了。

二、明清国花之称流传的特点

  纵观明清时期国花流传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以下特点:

  1.在古代关于国花的记载中,惟一可以确切指属的是牡丹。在明代“国花”作为一个词出现的次数并不多,堪称凤毛麟角。除了有两处不可确考之外,其他所指皆为牡丹。因此我们可以说,牡丹是明代惟一可以确切指称为国花之花,也是中国最早有国花称呼之花。至清代,由于国花堂的影响,国花一词流传更广。清代文献中,虽有一处因对遗迹考察不慎而误将海棠称为国花,另有一处无法确指之外,其他所云国花均指牡丹。因此牡丹不仅在古代被称为国花的次数上有着绝对优势,而且是古代唯一可以确指的国花。

  2.将牡丹称为国花就地域而言有着一定的普泛性。以上称牡丹为国花的诗文中,尽管能够确切考证出所歌咏之地者仅限于北京及开封为代表的北方地区,但如果从作家的籍贯而言,在明代就已经包括了湖北(袁中道)、福建(郭良翰)、浙江(王彦泓、邵经济)等南方文人,至清代更是遍及大江南北。此足以说明当时称牡丹为国花,已经超越了地域意识,而体现出一种极高的普遍认同感。

  3.将牡丹称为国花经历了一个人数愈来愈多的过程。从以上所引诗文不难看出,自明代中期李梦阳诗中将牡丹称为国花之后,至嘉靖、万历其人数渐众。至清代,国花堂作为极乐寺里边的著名建筑,为京城士庶胜游之地,因而牡丹国花之称借此而得到更广泛的流传。

  4.牡丹的国花之称经历了由民间逐渐走向宫廷的过程。明代中期,称牡丹为国花者,主要限于李梦阳等文人诗文中。但至晚明,袁中道《海淀李戚畹园大会》为外戚家举行的文人雅集而作,而国花堂不仅是朝中中贵所建,而且朝中人士多冶游于此。这些均说明牡丹为国花已经为朝廷及官方所瞩目。至清代成亲王爱新觉罗·永瑆亲自题写国花堂匾额,进一步说明牡丹的国花之称已经得到了王室的认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晚清敕立牡丹为国花并不突兀,而是一件极其自然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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