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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扈耕田]中国国花溯源
  作者:扈耕田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4-21 | 点击数:11868
 

三、牡丹被崇为国花的民间心理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都是其前代文化的一个重写本。这个“重写本反映了所有被擦除及再次书写上去的总数。”因此明代牡丹如何能够在百花之中脱颖而出,擅有国花之美名,是民间审美经验长期积淀与明代社会现实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唐宋牡丹别称所隐寓的国家、政权意识

  国花这一概念,显然是与一定的国家、政权相联系的。因此,牡丹要成为民众心目中的国花,必须能够与国家、政权体现出一定的意义联系。而这种联系,唐宋时期在民间心理上就已经产生,并集中体现在牡丹的两个别称国色、花王之上。

  国色一词本与国士相对,系指人。黄庭坚《书幽芳亭》云:“土之才德盖一国,则曰国士;女之色盖一国,则曰国色。”考察中唐以前之文献,国色一词全部是用来形容美女的。至中唐时刘禹锡有“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赏牡丹》)、李正封有“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牡丹》)的著名诗句,自此开始以国色形容花,而二者皆指牡丹。这是唐代仅有以国色称花的记载,因此牡丹堪称最早有国色之称之花(按:白居易《山石榴花十二韵》有“绛焰灯千炷,红裙妓一行。此时逢国色,何处觅天香”之句,据其上下文意,此处的“国色”系承上连贯而来,应指人,即上文的“红裙妓”)。至宋代,称花为国色者渐众,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约有四十处。其中有三处所指不清,一处非牡丹,其余皆指牡丹。可见对花而言,在宋代国色已经差不多成为牡丹的专名。

  据笔者检索,唐前并无花王之称。至中唐,白居易《山石榴花十二韵》诗中有:“好差青鸟使,封作百花王。”这里最早出现了百花王一词,但从诗意可以看出,这只是出于作者自己的一种悬想,并不能反映当时普遍的民间心理。至晚唐,皮日休《牡丹》诗有云:“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不难看出,此处所陈述的是一种客观的现象,应当说是当时民间心理之反映。至宋代,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载:“钱思公尝曰人谓牡丹花王,今姚黄真可为王而魏花乃后也。”而宋人陈元靓《事林广记续集·绮谈市语》更将以花王指牡丹列入当时的市井行话。可见牡丹称为花王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李格非《洛阳名园记》曾云:“洛中花甚多种,而独名牡丹曰花王。”而据笔者考索,在宋代诗文里,花王毫无例外地均指牡丹,而不仅限于洛阳一地。因此,花王在宋代也成为了牡丹的专称。

  国色、花王不仅突出了牡丹在百花中之地位,而且极容易使牡丹与国家、朝廷、政权等联系起来。可以说,至宋代,牡丹与国家、政权之间密切关联的这一特殊思维模式已经得到定型。

  (二)宋代牡丹所隐寓的汉民族正统意识

  在古代中国,国家意识是与民族意识紧密联系的。而在宋代初期,牡丹已经被视为汉族正统王朝的象征。《清异录》卷二载:

  南汉地狭力贫,不自揣度,有欺四方傲中国之志,每见北人,盛夸岭海之强。世宗遣使入岭,馆接者遗茉莉,文其名曰“小南强”。及本朝,鋹主面缚,伪臣到阙,见洛阳牡丹,大骇叹,有搢绅谓曰:“此名大北胜。”

  这里相当明确地将花形硕大、色彩鲜艳的牡丹视为大宋政权的象征。而北宋牡丹种植观赏的中心洛阳,同时又是西京,为文士流连之地。故中原沦陷,宋室南迁,牡丹便与中原故国联系在一起,成为南渡之后士人表达故国之思的主要载体。胡元质《牡丹谱》云天彭牡丹之“千叶花来自洛京,土人谓之京花”,又云提刑程公沂预叹曰:“自离洛阳,今始见花耳!”陆游《赏小园牡丹有感》云:“洛阳牡丹面径尺,鄜畤牡丹高丈馀。世间尤物有如此,恨我总角东吴居。俗人用意苦侷促,目所未见辄谓无。周汉故都亦岂远,安得尺箠驱群胡。”都把这层意思表达得直接而明白。又,据《宋史·秦桧传》载:“沈长卿旧与李光启讥和议,又与芮烨共赋牡丹诗,有‘宁令汉社稷,变作莽乾坤’之句。”可见南宋时将牡丹与中原故国、汉民族紧密联系已经成为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

  (三)明清两代牡丹隐寓的国家、民族意识

  迨至明代,牡丹尤其是牡丹花王姚黄与国家、政权、民族情感相联系的意思被表达得更为充分。应当说这与大明重新恢复汉人统治所激发的民族情感有关。明代是中国古代民族意识极其自觉且民族自豪感极强的时代。明初诗人高启“四塞河山归版籍,百年父老见衣冠”(《送沈左司从汪参政分省陕西》)的自豪感可以说是贯串有明一代的心结。这体现在明人的花卉审美上,便是进一步强化牡丹的正统性及与皇权的联系。如王路《花史左编·花之品》首列花正品,又以牡丹花王姚黄、花后魏紫为正品之首,并在花王、花后标题之后,分别注曰:“拟照临万国”、“拟母仪天下”。晚明时期,扬州名士郑超宗影园黄牡丹花开,南北之士云集于此,举行黄牡丹诗会,最后由钱谦益评定,以黎遂球之诗为第一。而黎氏之诗开篇即云:“一朵巫云夜色祥,三千丛里认君王。月华蘸露扶仙掌,粉汗更衣染御香。”甚至明代的一些谐谑之文,在貌似滑稽的笔调下,也表达出对牡丹正统地位的推崇。孙国光《拟封牡丹花姚黄为上诏》云:“青帝册封牡丹花姚黄为王诏曰:……尔姚黄氏姓嗣舜墟,名符土德,公侯之后必复其始,况属黄帝之苗裔乎!”李佩《姚黄传》云:“髙阳国王讳黄,字时重,姓姚氏,舜八十一代孙,先世居诸冯之姚墟,舜子商均,出娥皇,数传至中央,而王于汉。至晋,子姓蕃衍。富者贵者,馨名上苑名园,五传而黄生。思本娥皇,易皇为黄,重出也。黄为天下正色……寻命黄就封之郡,久之众推戴日深,尊为髙阳国王,传国甚远。”这些谐谑之文之所以会有如此思想流露,是因为传说中帝舜姓姚,系黄帝八世孙,在五行之中为土德(黄色)。而姚黄二字恰好能挽合舜之姓、舜之德、黄帝之名。因此对于金、元二代异族统治之后生活在汉族统治之下的大明臣民来说,很容易由姚黄而激起民族情感。在中国古代,从来没有任何一种花,能够像牡丹一样与民族、君王、政权之间存在着如此密切的隐喻关系,而君王、朝廷便是国家的象征。因此,当牡丹的这层隐喻关系由于明代特殊的社会背景而被日渐强化之后,牡丹便很容易由花王而上升到国家层次,被称为国花。至清初牡丹所象征的民族情感,又被明遗民继承。至清代后期,随着满人的日益汉化与外国入侵的加剧,中华民族意识迅速加强,而牡丹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及气象的代表。如丘逢甲《牡丹诗》有云:“东来花种满西园,谁与乘槎客细论。从此全球作香国,五洲花拜一王尊。”真切表达出以牡丹的精神气象来振奋国人的愿望。在这种民间心理的影响下,泱泱大气的牡丹便被清廷敕立为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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