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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级别对学科的双重影响
就中国语言文学而言，由于《教育部目录》设置的不合理性，致使一些学科面临生存极度艰难的尴尬状态，最典型的是大学语文、民间文学、儿童文学。
如上所述，正由于学科专业的设置直接关系到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方方面面，关系到广大学术从业人员的切身利益，因而这双看不见的手实质上就在左右、指挥、整合、影响着今日中国的学术与学科。这种影响是双重的，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从正面来说，学科专业的设置积极促进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凡是列上了《教育部目录》的学科，自然就有了生存发展的机遇与空间。“菜单”上有，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就有目标，有奔头，有“法定”依据，有户口，有了该学科生存发展的充分合法性、合理性，这就如同吃了定心丸。
由于博士点的多少、一级学科授予权的多少现在已成为衡量一所大学地位与办学实力的重要评价指标，因而几乎所有大学尤其是还没有取得博士点的大学校长，在其任上，都会使出浑身解数，为争取更多的博士点，或为争取博士点“零的突破”，绞尽脑汁，四处奔走，积极创造条件，这在高校内部被形象地称为“跑点”。如上所述，凡可以申报的博士点，都必须是《教育部目录》上所已开列的二级学科。因而二级学科的设置，势必会积极促进该学科的建设发展。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有的高校正是通过博士点“零的突破”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发展。如沈阳师范大学，不惜重金从北京聘请了孟繁华、贺绍俊、刘纳等著名现当代文学研究家去该校任教，目的正是为了实现博士点“零的突破”。虽然现在沈阳师范大学还没有拿到博士点，但该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二级学科的实力已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
但从另一方面看，学科专业的设置严重束缚学科的生存发展。道理很简单，事实也很清楚，凡是《教育部目录》上没有被列为二级学科的，这些学科就被剥夺了生存发展的空间与权利，似乎成了另类学科、野生学科、不入流的学科。就中国语言文学而言，由于《教育部目录》设置的不合理性，致使一些学科面临生存极度艰难的尴尬状态，最典型的是大学语文、民间文学、儿童文学。
有学者认为，我国大学人文教育的长期缺失，实为结构性缺失。这种结构性缺失的重要表征之一，就是“大学语文”处境尴尬，生存艰难。还在“文革”结束之初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在时任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和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先生卓有远见的倡导下，全国各高校纷纷开设大学语文课程，目的有四：一、提高大学生的汉语水平和运用能力；二、传承传统文化精髓；三、提升精神文明；四、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影响世界。以今观之，此四端依然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但使人费解的是，如此重要的大学语文，教育部却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将它列为独立学科，“菜单”上一直找不到它。由于大学语文不是独立的二级学科，因而在高校，教授大学语文的老师不但难以申报科研项目，连评职称都成问题，这在无形中自然“矮人一截”。由此造成恶性循环，能力强的教师不愿教大学语文，于是只好指派刚刚毕业的年轻教师去应付。年轻教师“过渡”几年以后，就迫不及待地纷纷“转岗”，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这就势必造成大学本科生人文教育素质的缺失，学文科的母语水平停留在高三阶段，学理工科的写不通科研报告。现在虽然有北大温儒敏、北师大王宁、上海交大夏中义等教授在努力倡导大学语文，编写新版教材，但正如有论者所言，只要大学语文不能列为独立的二级学科，光有温儒敏等教授的奉献精神，还是回天乏术，大学语文的尴尬局面还会继续下去。
民间文学的发现与民间文学学科的创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大成果，上个世纪70、80年代，我国民间文学学科又得到长足发展，当时民间文学是独立的二级学科，不少高校的中文系设有民间文学教研室，或有专任教师。1988年，我国民间文学泰斗与“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领衔的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学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1996年该学科又被列为教育部“2112工程”重点建设项目。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97年重新调整颁布的《教育部目录》取消了民间文学二级学科的地位，将民间文学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排除了出去。这件事在北师大犹如引发了一场“学术地震”，民间文学连二级学科都不是了，那还谈什么“国家重点学科”？后来北师大中文系将国务院学位办评估处（也即教育部有关处室）的官员请到钟老家里（当时钟老已94岁高龄），由钟老向他们上了一天的课，讲民间文学的重要性，他们才明白民间文学并非北师大“因人设庙”（原以为北师大因有钟老在，才将民间文学作为重点学科）。但当时学科设置已经确定，无法更改，最后采取一个折中的补救办法：在社会学一级学科门下的民俗学二级学科中，加一括号，注明“含民间文学”。正因有此一变，故从1997年《教育部目录》公布实施以来，民间文学已不再由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管辖，而是归属到了社会学一级学科门下。但社会学研究范围十分庞大，有超过100个分支学科，因而“民俗学（含民间文学）”在社会学圈内相对不受重视。这给民间文学学科建设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出现了“山阴不管、会稽不收”的尴尬局面。以前开设民间文学的各地高校中文系教师被迫纷纷“下岗”或“转岗”（改上民俗学），造成师资严重流失。民间文学研究专家刘锡诚先生和刘守华先生曾先后发表《为民间文学的生存向国家学位委员会进一言》与《困境中挣扎的民间文学学科》，痛心地指出由于受《教育部目录》变动的冲击，中国的民间文学学科地位“不仅倒退到了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甚至倒退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读了不禁使人“以手抚膺坐长叹”。时代已进入了21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科怎么反而连生存权都被剥夺了呢？为了拯救民间文学学科，2001年7月4日，年届百岁高寿的钟敬文先生躺在北京友谊医院的病床上，给国务院学位办评估处的官员写信，要求将民俗学升格为一级学科。因为只有将民俗学升格为一级学科，括号中所含的民间文学才能重新恢复为二级学科。病床上的钟老，握着颤抖的笔，生怕写不好字，先在别的纸上试写了几次，最后才在信上签名，当时在场的人看了都不禁落泪，而这也成了钟老的绝笔（钟老于2002年1月10日与世长辞，享年100岁）。笔者因当时担任北师大中文系的行政工作，因而至今还保存着钟老签名的这封书信的复印件，它已成了民间文学学科生死存亡之战的见证。如今，钟老离世已经五年，但民间文学学科还是没有脱离尴尬处境，还在那里苦苦挣扎，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教育部没有恢复其独立的二级学科地位！
时见报刊上有文章批评今天的年轻人热衷于过“洋人节”，对我们民族自己的传统节日感情淡漠。批评虽中肯，但问题是：我们的大学教育又向年轻人传授过多少民族传统文化知识？一个连民间文学学科都可以取消了的民族，怎么可以责怪年轻人爱过“洋人节”而淡忘传统节日呢？如果我们的大学教育再不恢复民间文学学科，恐怕我们的下一代真会集体“失忆”，忘却民族传统了。
假如说民间文学因曾有钟敬文先生这面大旗的存在，日子还算好过的话，那么儿童文学学科的地位可以说是长期受气，长期来求爷爷告奶奶，争取生存权、发展权。好在《社科院目录》中将儿童文学列为二级学科，因而每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都会有儿童文学。但主宰学科命运的主要还是《教育部目录》。由于《教育部目录》长期以来不把儿童文学作为独立的二级学科，因而儿童文学一直处于艰难挣扎的窘境。今年已83岁高龄的浙江师范大学著名儿童文学研究家蒋风教授做了一辈子儿童文学教学研究，他的最大梦想是能培养儿童文学专业的博士生，但到晚年还是好梦难圆。盖因儿童文学至今还不是二级学科，浙师大的儿童文学学科也就没有资格申报博士点。
在西方欧美乃至日本等国，儿童文学一直是高校必开的学科之一，分布在文学、语言学、教育学、图书馆学等院系，同时早就独立培养儿童文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即使在我国台湾省，儿童文学也是师范院校文理科学生必选的课程。但由于我们的《教育部目录》中长期未将儿童文学列为独立的二级学科，因而各地高校包括最应该开设这门课程的师范院校中文系、教育系，由于缺乏师资，居然可以让这门课程长期空缺。其后果是从师范院校毕业出去直接任教的广大中小学生语文教师，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99%缺失儿童文学的构成。具有“悖论”意味的是，一方面儿童文学学科长期无法在高校生存，而另一方面，根据教育部近年颁布的中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的精神，大量儿童文学作家作品正被源源不断地作为语文课程资源与课外必读书目。据统计，以现行人民教育出版社、北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语文教科书为例，儿童文学作品就占了总篇目的80%以上，语文课文的“儿童文学化”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因而如何尽快提升广大中小学语文教师的儿童文学素养，已成为当今语文教学改革必须突破的“瓶颈”。
一方面是社会急需，一方面却在高校现行学科体系中苦苦挣扎，这就是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学科的处境。虽然北师大、上海师大、浙师大等少数高校也在招收儿童文学研究生，但那只是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二级学科名下，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培养的。北师大因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授权，已从2005年起自行设置儿童文学为二级学科，因而可以独立招收培养儿童文学专业硕士生（博士生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但全国高校也仅只有北师大一家而已。如何改变儿童文学学科的地位，这已成了中国儿童文学教学研究界从业人员的一块多年心病，83岁的蒋风教授曾为此写文章四处呼吁，但至今还是“泥牛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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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07年7月4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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