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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学科建设的自由路径及其限度
  作者:施爱东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3-10-02 | 点击数:12894
 

  五、实证研究是民间文学的立足之本

  一个合格的学术工作者必须同时具备专业的眼光和通观的视野。专业的眼光意味着你对本专业的学术史和学科格局有深刻的理解,能够熟练操作本专业的科学研究范式,对自己的工作以及在专业领域中的位置有清晰定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要做什么;通观的视野意味着你对普适的科学研究方法、科学进步方向、社会文化思潮等学术大趋势有相对完整的大致了解,知道哪些是科学前沿、哪些是无效劳动、什么样的研究能有效地促进学科发展。但是,大部分的专业研究工作者很难做到后一点。

  人文社会学科是不是科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报告书,由皮亚杰撰写的“引言”中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间对立的主要原因在于‘主体’的作用和性质,因此,因人文科学在其中发展的文化环境而异的这种对立对形而上学相当敏感,对于那些视‘人文科学’为独一无二的顽固的信奉者来说,‘主体’不属于自然,而是自然的观众,甚至是作者。然而,对于连续性的信奉者来说,人即主体这个事实,是又一种自然现象,而这并不妨碍主体主宰或改变自然,也不阻止它代表被传统哲学归诸‘主体’的一切活动。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皮亚杰通过不同国家、地区和历史阶段对于人文科学的定位,以及不断新生的交叉学科同时兼有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双重特质等一系列科学史事实,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人文科学不是孤立的,而是科学总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化,是当代学术的大趋势。2011年“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Philosophy and Human Sciences)的英文名称,就将原用名称人文科学Humanistic Studies改成Human Sciences,含义偏向‘人的科学’。这一改动,不仅是为了与法语名称中的Sciences Humaines趋同,也是因为在当下的学术语境中,人文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是空前地紧密了,跨学科的探索是空前地繁荣了。……两年前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和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正式宣布合并,更从学科机制和未来发展两个方面揭示出文理结合的广阔前景”。

  在所有的学科专业中,除了数学和哲学,其他所有的专业知识都是基于实证的知识。实证研究的基本主张是:“一切有效的知识必须以经验事实为基础,必须能够得到经验的证实。”有效的专业知识一定是科学认识,是可验证的、得到学界同人认可的知识。民间文学研究的价值就在于从各种民间文学现象中归纳出规律性的认识,通过反复的对话和验证,将民间文学领域的独有知识转化为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共有知识,为社会文化发展贡献知识力量,同时也为民间文学赢得荣誉,从而获得学科合法性地位。

  之所以要强调科学方法、强调实证研究的意义,是因为实证研究在民间文学、民俗学界正在遭受责难,逐渐受到冷落。米面作为人类主食本来是不需要论证和强调的,可是当许多人转变观念,认为米面营养不足,肉类才是人类主食的时候,重新强调米面的重要性,也就成为一种必要。

  只要我们承认民间文学是一门具有科学性质的现代学科,无论将它划在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是一门基于实证的学科,是建立在经验事实(民间文学现象)基础上的学科。否认了实证研究,也就否认了学术活动对于经验知识的依赖,进一步也就否认了田野作业,否认了文献资料。当民间文学既没有了田野,也没有了文献的时候,它就成了空中楼阁、海市蜃楼,它就什么也不是了。

  学科是有边界的,坚持民间文学的实证合法性,并不是否认形而上学的存在价值。我们要强调的是,作为个体的学者,他有选择任何一种学科方向和研究范式的自由,但是,作为一门特定的学科,它有一个大致的职责范围和界限,否则也就没必要划分什么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甚至研究方向,干脆统一叫作“学术研究”好了。

  现代学术的分工越来越明确,民间文学作为文学大类下的二级学科(甚至连二级学科的地位都不稳固),不应该也没必要去超越文学,不切实际地朝着纯粹形而上学的方向努力,我们应该回到民间文学本位,将其定位为一门以实证研究、以认识论为基础的人文科学。

  我们以中国现代民俗学两位主要倡立者的观点为例。顾颉刚曾说:“科学的哲学现在正在发端,也无从预测它的结果。我们要有真实的哲学,只有先从科学做起,大家择取了一小部分的学问而努力;等到各科平均发展之后,自然会有人出来从事于会通的工作而建设新的哲学的。所以我们在现在时候,再不当宣传玄学的哲学,以致阻碍了纯正科学的发展。”钟敬文也在他本人认为最重要的学科建设纲领性论述《民间文艺学的建设》(1935)中说道:“由对象本身和社会的条件看来,要求民间文艺研究向着系统的科学之路迈进,并不是笔者个人的大胆或好事,而是一种客观的必然需求。”如何向着系统科学之路迈进呢?钟敬文明确指出:“实证主义的开山祖师孔德,便倡导在文化科学中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那么,自然科学的方法又该怎样运用呢?他进一步引用法国社会学家莫尼埃的话说,所有研究社会和人的科学都应该遵循这样的道路:“像这样地观察、比较、解释,别言之,调查、对照、说明,实在是一切科学研究的三阶段的目的。一切科学的任务,在于作出关于各种事实及其原因的概括。”综合上述教导,可以归纳出两个核心要点:一是科学方法,二是实证研究。

  实证的研究方法有三个要点:“(1)确定经验事实;(2)发现现象间的齐一性,建立有关现象相继发生的规律性的理论;(3)从理论中推导出那些能够对未来发生的现象加以预言的经验命题,并通过经验事实验证该理论是否正确。”其中最关键是第二步,也即找出各种现象之间的隐秘关系并解释这些关系,而这些关系只有依靠直接或间接的生活经验和田野观察才有可能捕捉到。实证研究所揭示的这些关系,经过归纳和演绎,上升为一般性的认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规律”,具体到民间文学,我们称之为“模式”。

  科学的关系只有“因果关系”和“结构关系”两种。前者是历时关系,表现为前后相继的两个现象之间的必然联系;后者是共时关系,表现为特定系统中相互配合或制约的价值关系。但是,在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中,还普遍存在一种“相关关系”,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假想关系,只要有一点人缘、地缘、主题、形态,哪怕是语音、语义上的弱相关关系,都可以借助联想,建构一种假想关系,这集中体现在各种各样的“比较研究”当中。通过比较研究,我们生产了大量的“猫狗论成果”: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狗不仅有毛,有四条腿而且长有犬齿,而猫也有毛,有四条腿且有犬齿,所以猫就是狗。这种简捷的研究进路甚至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论文生产模式,相关论文数量庞大。但是,再多的豆腐渣论文也不能成为学科合法性的依据。学术需要想象力,但学术想象是需要推理论证,论证是受到逻辑制约的。

  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难以兼容的,但是对于一个学科来说,两者都是学术发展的驱动装置。所以说当我们主张实证研究主体地位的时候,并没有排斥形而上学的研究,正如我们强调米面的主食地位,并没有否定肉类食品的营养价值。同理,我们说“研究范式”是一套相对稳定的、专业化的研究模式,但并不排斥研究范式的多样性共存,即使同一个研究方向也必然会有不同的研究范式。比如,在故事学领域,刘魁立的故事形态学与刘守华的故事文化学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研究范式;在神话学领域,叶舒宪的新神话主义、杨利慧的神话主义、刘宗迪基于天文地理的神话研究,都是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学术研究多样性恰恰是学科兴旺发达的表现形式,但无论是哪种研究,都必须受到形式逻辑的制约,都是戴着镣铐的舞蹈。

  六、以学术自由促进学科发展

  我们知道,发现事物“内在本质”的企图是徒劳无益的。什么是民间文学的“本质”,有人说是人民性,有人说是口头性,有人说是生活本身;什么是“内在”什么是“外在”,基于不同的立场,也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比如,吕微基于索绪尔的理论,认为“趋向于模式化”才是民间文学最本质的属性,体现了“从民间文学研究对象的属性中排除活动主体而趋向于系统规则的内在性意识”。但是,在通行的文学理论看来,“趋向于模式化”恰恰是形式主义的,是外在的、非本质的属性。

  那么,在我们无法确定什么是“本质”的时候,我们的学术研究还能继续向前推进吗?答案是肯定的。正如我们想不清楚“人为什么活着”却可以继续活着一样,许多“本质”问题其实都是可以悬置的,因为关于“本质”的问题本来就不是人生必须回答的问题。

  失去了“本质”追求的民间文学研究向何处去?

  每个学科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学科从业者所组成的,一方面,学科意志就像一个无形的紧箍咒,套在我们每个从业者的头上;另一方面,所谓学科意志,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从业者的意志合力,是由我们自己的“学科共识”所组成的。时代在变,从业者在变,“学科共识”当然也在变,所以说,任何学科界限,都是学科共同体的自我设限;任何学科体系,都是与时俱进的动态体系。

  所谓学科建设,归根结底是该学科所有从业者学术成就的总和,其他各项指标都是为这项指标服务的。所以说,学科建设的根本出路,就是我们每一个从业者都做出好的成绩。无论我们用圈地的方式来进行学科建设,还是以宏伟蓝图来进行学科建设,关键问题在于能不能有效地刺激学术生产。而真正能够有效刺激学术生产的途径无非两种:外部刺激和内部刺激。

  (一)外部刺激

  所谓外部刺激,主要是指利益驱动,以及社会变迁的催化作用。学者的研究方向和选题,多数受到工具理性的主导,他们会根据各自的学术条件和现实处境,选择最有利于个人学术发展的角度来考虑研究课题。一个学者是否愿意将时间精力投入某一研究方向,往往会考虑该方向是否有利于申报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是否有利于在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是否有利于获得教育部优秀科研成果奖项,等等,而这些指标,最终又会反映在职称评定、荣誉称号的获得、学术地位的提升等方面。所以说,每年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其实就是无形的学术指挥棒、强效的外部刺激素,吸引大批学者朝向既定方向从事学术研究。

  另一个重要的外部刺激是社会变化的刺激。任何一个想多快好省地开展学术生产的青年学者,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那些更容易获取素材、更容易发现问题、更容易找出规律、更容易写出论文、更容易使成果得到发表的学术选题,而且,这样的选题之间往往还存在着深切的相关性,越是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材料越丰富,相应的问题也会越突出,产出的成果也更加容易得到发表,社会关注度也越高,学者本人的获得感也会更强。

  “朝向当下”的学术进路无疑会将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加良性的学术循环系统,正如安德明所说:“民间文化研究是一门具有很强现实属性的学问,是现代学,这一点,已日益成为中国民间文化研究工作者的共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都开始把关注的重点,从过去的、偏远地区的‘古老’传统,转向了现在的、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摆脱以往‘向后看’的局限、并把眼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努力,也可以看作是使民间文化研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获得更大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任何一个社会,凡是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学问,总是能够得到优先生长。近现代的中国社会,各种新生事物和新兴文化现象层出不穷,很多都是我们的前人所无法预料的。且不说“非遗学”的兴起,即便是现在的网络民间文学、网络谣言研究,也是钟敬文时代所难以想象的,更不可能预先把地圈上,再把蓝图画好。新领域只能水到渠成地由身处这种文化事象中的年轻学者自己去观察、体验、思考,用实在的学术成果去开垦。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任何圈地意识、蓝图规划,都是前辈学者对后辈学者的粗暴干涉。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这就像父母替子女规划人生道路,你都不知道子女一辈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新世界、新社会,却要用你那套老眼光、老路子为子女的人生旅途指引航程,子女不按你的导航走也就罢了,要真按了你的导航,十有八九把年轻人导进阴沟里去。我们能够传给学生的,只应该是理论和方法,不应该是路径选择。

  (二)内部刺激

  所谓内部刺激,主要指学术工作者自身的学术激情和创造力驱动。大凡在学术行业奋斗的青年学者,多数都是从小刻苦学习、努力奋斗、志存高远、怀抱济世梦想的有为青年,否则也不会一路过五关斩六将读到博士毕业。对于那些创造力旺盛的青年学者来说,其实不需要太多的外部刺激,他们自己的理想、信念,以及思考和写作的冲动,就足以成为他们学术再生产的强大动力。

  讨论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多数都是作为学科中坚的成名学者,但实际上真正能够从实践上促进学术发展和学科进步的,总是青年学者。青年学者虽然在思维缜密和写作经验等方面不如前辈学者,但他们精力更充沛,视野更开阔,思维更活跃,创造力更加旺盛。所以说,学科发展的希望在于创造力旺盛的青年学者,以及厚积多发的中年学者,学科建设最应该做的就是尽力为本学科的中青年学者提供更好的学术平台,包括学术调研平台、学术交流平台、学术发表平台、学术宣传平台,等等。不重视中青年学者的学科,是一个故步自封的油腻学科。对于那些地位稳固的老牌学科来说,自足自大的油腻是它的本色,但是对于尚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来说,油腻就是自宫。

  学术研究贵在平台和自由,对于许多中青年学者来说,只要给他一个能够自由挥洒的学术平台、生长空间,他自然就会茁壮成长。许多博士生都会在博士论文的后记中,用各种感人肺腑的语言感谢导师手把手将自己带上了学术之路,其实这大都是客套话,真正优秀的博士论文都是自己写出来的,跟导师的关系只是一个平台关系。导师把你招入门下,给了你一个“在这里”撰写博士论文的学术平台,你在这个平台得到许多学术资源,得到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从导师这里汲取了一些写作经验,仅此而已。说句不客气的话,对于那些优秀的博士生来说,跟着导师甲或者导师乙,对他的专业方向和选题也许会有影响,但是,对他的研究能力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青年学者需要的只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学术平台,而不是导师甲或者导师乙、导师丙。

  多数青年学者在他博士毕业后的几年内,理论、方法和知识结构就会大致成型,他们已经学有所成,急于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即使没有任何外力作用,他们也会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从事有意义的学术生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种浅显的道理没有人不懂,只要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每一个学者都会从既有的学术资源和现实需要出发,提出有意义的问题,自由发挥,自由生长,努力把问题解决得漂亮。

  对于理工科的学者来说,能不能做出好的成绩,研究水平和学术声望在学界大致处于哪个层级,四十岁就基本定型了;对于文科学者来说,这个时间会略微推迟一些,但是到了五十岁,也都基本定型了。所以说,许多学者一旦评上教授,或者到了五十岁以后,因为身体和心态等原因,就会放慢甚至停下学术进取的步伐,学术生产力急剧下降。

  这种现象是普遍性的,在任何一所高校,副教授的学术生产力都是大于教授的。对于学科也一样,一个学科的学术生产力主要体现为中青年学者的学术生产力,对于那些精力充沛、以学术为志业的中青年学者来说,只要给他一个能够自由挥洒的学术平台、生长空间,他自然就会茁壮成长。但是,青年学者在学术影响力和写作技巧上,与成名学者还有一定距离,因此在课题申报和论文发表上均处于劣势,这正是制约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说,学科建设的焦点不在于圈了多少地、蓝图多美丽,而在于是否能够从最现实的发展需求出发,为中青年学者提供一个自由发挥的学术平台。

  但如果说有了自由的学术空间就能够向上生长,那么,学科还有什么意义?大家为什么还要受到学科的束缚和制约?

  首先,学术研究需要范式的指导,特定的学科能够为我们提供特定的研究范式,提供我们需要的理论操作工具。所有的自由,都是有限自由,是戴着镣铐的舞蹈。所谓学术自由,是特定专业方向、研究范式规范下的自由,而不是天马行空、向壁虚造的自由。

  其次,学术研究的价值需要在学科共同体内得到承认。只有相同研究范式的学者才能充分理解、接受、传播你的学术思想。也只有相同研究范式的学者才会与你展开对话,共同提高,促进学科发展。

  从软件建设的角度来看,学术自由是学科建设最可贵的刺激方案,在自由的基础上展开学术对话,在对话的基础上形成共识,在共识的基础上促进学术的发展和学科建设。学科建设既有赖于研究范式,也有赖于共同体的建设。学科建设需要对话平台,需要会议,需要我们互相引用、互相批评,共同推高学科的影响力。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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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于佳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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