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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滟宁]弥漫的神性:传统年画中的民间信仰
  作者:马滟宁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1-11-26 | 点击数:7519
 

二、相似性联想:传统年画中弥漫的神性之思维形式

  在中国绘画史上,特别是在一些文人画家那里,用谐音等手法来表达某种吉祥寓意或祝福的作品时而有之。如清人郑燮的许多“竹石图”其实就是“祝寿图”,因为“竹石”与“祝寿”是谐音。但总体上来说,这只是文人画家偶尔为之的笔墨情趣或文字游戏,一般不会上升到“信仰”的层面。但对于传统年画来说,通过人们所熟悉和喜爱的形象、谐音、比喻等方式表达某种寓意的做法却十分普遍。而且,传统年画中的这种象征性的意义表达方式,不仅是年画创作的一种基本手段,而且也是整个社会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与民间信仰相关联的文化观念。这种象征性表达方式所蕴含的思维形式正是形成传统年画中弥漫的神性的另一个重要机制。

  如上所说,所谓象征性表达方式,就是把在现实中不相干的一些元素用谐音、比喻等修辞方式组合到同一构图之中,形成一个具有吉祥意义的美术图案的艺术手段。如喜上眉梢(喜鹊与梅花)、三阳开泰(三只山羊)、如意平安(如意与花瓶)等。这种组合方式在表现人们喜闻乐见的趣味性的同时,也显示出某种神奇性和神秘性。而且,经过这种巧妙的组合,使得本来不具有任何神性意义的事物,转化成具有某种神性特质或具有某种能够实现人们生活愿景之潜能的物象。人们之所以将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寄托于传统年画之中,也是受这种象征性表达方式影响的结果。

  在全国各地的年画中,谐音、比喻等象征物十分繁多,大致可分为植物、动物、器物和人物等几类。常见的植物类有荷花、石榴、葫芦、蟠桃、牡丹、梅花、竹子等;动物类有鱼(主要是鲤鱼和金鱼)、鹿、山羊、猴子、蝙蝠、蜂、鹤、喜鹊,还有想象中的龙和麒麟等;器物类的有花瓶、笙、磬、戟、如意、风筝等;常见的人物有娃娃、仕女和历史传说人物等。它们各自因谐音或比喻而表达不同的意义。例如,荷花的谐音是“和”或“合”,荷花又叫做莲花,谐音是“连”,常用来表达“和美”和“连绵不断”等意思;葫芦的谐音是“福禄”,竹子表示“平安”(取“竹报平安”之意);蟠桃象征长寿;鱼的谐音是“余”或“玉”,常用来表示“年年有余”或“金玉满堂”等吉祥寓意;蝙蝠则是“福”的谐音;笙的谐音是“生”和“升”;磬的谐音则是“庆”等。这些谐音和比喻的象征物,在全国各地年画中的解释大体相同,所表达的意义也大体相似,可以说,它们是我国传统年画的通用语汇。由这些语汇元素组合而成的年画,也是传统年画的经典范式。例如,年画“鹿鹤同春”,画面中的鹿、鹤与“六合”谐音,“六合”即“天地四方”,“鹿鹤同春”也就是天地四方同临春天之意。再如年画“封侯挂印”上有马蜂、猴子以及挂在树上的形似旧时“布包官印”的蜂窝,“挂印封侯”的人生理想就在这诙谐而有趣的画面中展示了出来。其他如“金玉满堂”“连年有余”“平升三级”(由花瓶、笙、戟和娃娃等组合而成的画面)等娃娃年画,也都是利用谐音、比喻等方式来表达类似的吉祥寓意或生活愿望的。

  传统年画的这种表达方式或创作手法,一般被看作是年画创作中作者对趣味性的追求。或者是因为古代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识字者少,通过这种喜闻乐见、浅显易懂的方式能够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年画的内容和含义。因为民间年画的“作者大多为民间艺人,有些就出身农民,在思想感情审美观点上和民众较为一致,艺术上善于运用活泼生动刚健清新的形式和手法”。不能不说,对趣味性的追求以及与民间审美观念的匹配,确实是形成传统年画这种表达方式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从年画发展的历史考察,传统年画的谐音、比喻等象征表达方式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结合年画早期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表达方式所依据的思维形式,其实是年画发轫之初的巫术思维形式的遗存或延续。

  门神年画是公认的中国年画的发端,而门神以及门神画的产生则与远古时代的原始宗教联系在一起。具体来说,门神应为古代在腊月进行的驱邪巫术的一部分,或者说,“门神的设立实为巫术中之一种”。我国很早就有将虎、鸡等动物形象描绘于建筑物上的习俗,“神虎镇宅”和“金鸡镇宅”之类的门神画古已有之。至于为什么要将虎、鸡等绘于门户之上作为门神,古代典籍中有各种各样的记载和解释,但归根结底还是由于这些动物自身所具有的特性所致。虎,历来就有兽中之王的美誉,画虎于门,“以明勇猛于守”;因为鬼魅只能活动于黑暗之中,而雄鸡则是光明的象征,“雄鸡一声天下白”,所以“帖画鸡户上”可使“百鬼畏之”。很显然,这种以虎、鸡等动物形象以驱邪避凶的思维形式,与通过葫芦、牡丹等植物形象获得福禄和富贵的思维形式是完全相同的,它们都可以归为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J.G.Frazer)所提出的“顺势巫术”的范畴。弗雷泽认为,顺势巫术是建立在“同类相生”或对“相似”的联想即相似律的基础之上的,按照相似律原则,巫师仅仅通过模仿就能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情。列维-布留尔(Lucien Levy-Bruhl)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原始思维的“互渗律”,他认为,回乔尔人在头上插上鹰的羽毛,其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打扮自己,而是因为他们相信,借助这些羽毛能够使自己附上鹰的敏锐视力、强健和机灵。回乔尔人的行为正是对相似律或相似性联想的利用。反观我国传统年画,不管是“神虎镇宅”还是“平升三级”,都与回乔尔人头上的老鹰羽毛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这并不是说“神虎镇宅”或“平升三级”这类年画就等同于弗雷泽笔下的顺势巫术。实际上,它们之间在目的或意图上是存在着根本区别的。顺势巫术的主要目的是“作恶”,虽然偶尔也会被用于生育、治病这样的善良愿望,但它主要还是作为一种企图伤害或毁灭他人的手段而被利用的。例如,通过毁坏自己憎恶的人的画像、塑像等达到伤害或毁灭此人的目的,这种充满仇恨的做法在不同的时代都曾经存在过。但是,我国的传统年画则完全是“向善”的。我们知道,年画首要的功能就是求吉避凶,新年之际任何一个人的求吉行动不仅不会妨碍他人的求吉愿望,而且共同的求吉行动还会营造出更加祥和喜庆、其乐融融的节日气氛。同时,家家户户的避凶驱邪行动所指向的也是社区的共同“敌人”,绝不存在社区内成员之间彼此互害的现象。所以,驱邪避凶与求吉行动相辅相成,是欢乐新年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因此,我们所要强调的只是传统年画的意义表达方式与基于相似性联想建立起来的顺势巫术在思维形式上的一致性,而不是将年画与巫术混为一谈。因为,虽然处于年画萌芽阶段的门神画确实具有巫术的性质甚至是巫术的一部分,但随着年画成为一种相沿成习的年节习俗,其民俗特性早已取代了它的巫术特性,在年画中所保留下来的只是相似性联想的思维形式。

  在我国社会中,人们对“同类相生”的相似性联想有着广泛的价值认同,例如,“吃什么补什么”的观念就深入人心。正因为如此,象征性的意义表达方式在传统年画中才如此重要。在年画中以相似性联想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意义表达方式,堪称为“化腐朽为神奇”的文化心理力量。许许多多的平凡之物,一旦通过年画这一载体被纳入相似性联想的思维框架,便实现了从世俗向神圣的转化。花不再是普通的植物,鸟也不再是普通的动物,甚至一个普通的器物也不再普通,它们都具有了某种灵性或神性,都变成了襄助人们实现人生理想的吉祥神物。传统年画中弥漫的神性也就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应运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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