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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观念与知识的层级流动
罗兴振在与陈泳超的往来书信辩论中，引证最多的是史马迁的《史记》，他说：“《史记》《孟子》这是我国最具权威的两个正史，上面的记载我怎能不相信呢?所以我认为史书上这个记载，必然发生在洪洞历山。”“在是非真伪面前，不能盲从书本，必须根据客观存在，唯物的分析，科学的推理，但是必须相信《史记》《尚书》的记载，这是真实的，因为这是我国史书中的正史，不能不信。”此外，罗兴振还在辩论中特别引证了袁珂的《中国神话故事》，以之作为信史依据。
按照前面的论述，我们总不能说《史记》《尚书》《孟子》和袁珂的著作是第三层级的著作吧?如果不是，那这些曾经处在较高层级的历史或神话学著作又是如何成为民俗精英的经典引证依据呢?或者说，观念与知识是如何跨越层级流动的?
答案之一是相邻下一层级的认同；之二为时间的考验。
第一层级的新理论/新概念想要跨层获得认可，首先必须得到第二层级学者的广泛认同，而且，比认同更重要的是，新理论/新概念必须具有实践价值，得有人愿意演练和传播它们。只有当第二层级的学者接受了第一层级的新理论/新概念，并且对之进行推介，或者把它应用到自己的成果中，第三层级的学者才有可能接受和理解这些新理论/新概念。所以说，一种新知识的出现，仅仅得到同一层级学者的认可是没有传播效应的，因为同一层级的有效读者是一样的，如果吕微的学术思想不能直接抵达第三层级的话，户晓辉的学术思想一样没法抵达第三层级，所以说，户晓辉对吕微思想的阐释一样要经过第二层级的理解和再阐释才能抵达第三层级。依此类推，只有当第三层级的学者广泛接受并使用了这些理论之后（这个时候，该理论其实已经不新了），它才有可能抵达第四层级。
下一个问题是：一个产自第一层级的前沿学术理论，若要为第三层级所理解或接受，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正常情况下（非典型情况不在我们讨论之列），至少需要八到十年。这正是一代学者成长所需要的时间。
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清楚第二层级中谁能接爱，谁会使用这些前沿理论。一般来说，前沿理论的使用者主要是博士生以及学术方向和研究范式尚未定型的青年学者。“学者的思维定势在40岁之前已经形成，其理论框架已经基本固定，要想让他接受一种新的理论，尤其是学术地位跟自己半斤八两的同行的新理论，那是非常困难的。就算他接受了，愿意向更多的学者推介，也不等于他会应用你的理论来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青年学者虽然愿意接受并使用这些前沿理论，可是他们自身的影响力比较微略，他们只能做些添砖加瓦的工作，他们的推崇和引用并不能引起第三层级学者的关注。只有当这些青年学者评上副教授、教授，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自己的学生也开始走向文化建设的工作岗位之后，他们的推崇才有实在的效果。经历了十年八年的反复传播，当一种新理论/新概念从第一层级流动到第三层级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新了。
前沿学术成果的层级流动不仅表现为时间上的延滞，还表现出数量不断减少、信息不断递减两个明显的特征。
先说数量减少。
第一层级的学者思想活跃，下笔快，他们总在不断地思考和创新，不断提出新理论/新概念，但是，层出不穷的新理论/新概念不可能全都得到第二层级学者的认同，如果没有第二层级学者的传播和引用，这些理论成就也就只能用来申报一下学术成果，然后束之高阁。与此同时，第二层级的学者也没闲着，他们也在思考和创新，也在各自的学术领域提出新理论/新概念，比如陈泳超的传说动力学、巴莫曲布嫫的叙事传统格式化、叶舒宪的新神话主义、杨利慧的神话主义，这些新概念也在不断推向学术市场。而且，第二层级的学者所生产的新概念往往更具体、更实用、更通俗、更容易得到同一层级学者的理解和传播，因而更容易抵达第三层级。
学术层级越往下，学术派别也会越多、越分明，那些在上一层级已经得到普遍共识的问题，很可能在下一层级依然争辩不休。比如，对于尧舜的历史真实性问题，一二层级基本已经不再讨论了，可是，三四层级依然会为了舜耕历山的“历山”到底在哪里而各持己见。不同层级之间，如果学术取向基本一致，其中的差距只是“层差”；但如果连学术取向都不一致，那就不仅有“层差”，而且有“派别”了。“层差+派别”的学者之间，即使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彼此的学术交流也只是礼貌性的，他们至多关心一下对方在干些什么，有些什么成果，以便用作行走学术江湖的信息谈资，而不大可能将对方的成果应用到自己的研究当中。其学术思想的有效传递趋近于零，甚至还可能互相贬低对方的学术成果。
第二层级的新理论/新概念离生活的距离虽然近一些，但它一样要经受同级学者的选择和淘汰，因为同一层级中也有互不相容的学术“派别”。无论“层差”还是“派别”，学术竞争说到底就是对青年学者尤其是博士生的争夺。一个成熟的学者如果不能在青年学者中打开局面，吸纳一批理论拥趸，想通过单打独斗自征自引直接将自己的新理论/新概念渗透到下一层级是很难想象的。当然，第二层级的学者如果具备某种学术权力，有相当的知名度，能利用各种学术资源不断创造与第三/第四层级地方精英直接对话的机会，通过不遗余力的自我推销、巡回演讲，也会有一定的效果，但这种情况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产自第一/第二层级，真正能够抵达第四层级的理论和概念是微乎其微的。大多数的新理论/新概念都在发表之后再无回响，剩下的有一部分牺牲在第二层级，又有一部分消失在第三层级。
再说信息递减。
第一层级的理论成果往往使用大量的专业术语、陌生概念，以及拗口的表述、弯弯绕绕的逻辑推演，最后得出的可能只是一个并不复杂的结论。阅读理论文章是一项费时费神的智力劳动，阅读感受既取决于写作者的表述方式，也取决于阅读者的知识结构和理解能力，我在收到吕微的论文时就曾很无奈地表示：“你的论文越来越难读，这些年我已经不大跟得上你的脚步，拜读大作的频率也只能越来越低。”最终，我放弃了对吕著原文的阅读，选择阅读经过陈泳超删改后的“节本”。
吕微12万字的长篇论文，最后被陈泳超删成了1.4万字的节本。陈泳超直接跳过吕微的繁琐论证，“只看要得出什么结论”式的阅读体验在第二层级的常规民俗学者中无疑是具有代表性的。多数学者在阅读吕微著作时，都是跳过他的繁琐论证，直接看其文末结论。那些被吕微绞尽脑汁呕心沥血构筑的精细论证过程，却在读者的阅读中被忽略了。
如此严重的信息衰减，从理论生产者的角度来看，多少有些悲壮，但从知识层级流动的角度来看，却是很正常的现象。我常常在课堂上对初窥学术门径的研究生说，政治领袖的号召可能是一句顶一万句，学者的工作恰恰相反，成功的论文也许可以做到一万句顶一句，不成功的论文有可能说了一万句全是废话。学者为了论证一个问题、说明白一句话，需要搜集各种论据，大量征引前人论述，反复进行论证。洋洋洒洒数万言，最后就是为了坐实一个小小的结论，一个学者吭哧吭哧一辈子若有一两句话能够留下来，就算成功人士了。只有诸如《论语》《史记》这种经历了漫长时间的考验，成为经典中的经典，才有可能以相对完整的面貌展现在第一至第五层级的全体成员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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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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