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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戈金 尹虎彬 巴莫曲布嫫]中国史诗传统:文化多样性与民族精神的“博物馆”
——《国际博物馆》第245期“中国口头史诗传统”专号代序
  作者:朝戈金 尹虎彬 巴莫曲布嫫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07-02 | 点击数:36497
 

  “三大史诗”:中国英雄史诗范型

  《格萨(斯)尔》

  藏族民间艺人在说唱时,常常用这样三句话来概括史诗的全部内容:“上方天界遣使下凡”,是指诸神在天界议事,决定派天神之子格萨尔到世间降妖伏魔,抑强扶弱,拯救黎民百姓出苦海;“中间世上各种纷争”,讲的是格萨尔从诞生到返回天界的全过程,这一历史,构成了格萨尔的全部英雄业绩,也是史诗叙事的情节基干;“下面地狱完成业果”,是说格萨尔完成使命,拯救坠入地狱的母亲,以及一切受苦的众生,然后返回天界[7]。

  《格萨尔王传》是关于藏族古代英雄格萨尔(Gesar)神圣业绩的宏大叙事,藏语称为“岭仲”(Gling Sgrung)。史诗以韵散兼行的方式讲述了英雄格萨尔一生的神圣功业,以独特的串珠结构,将许多古老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和谜语等口头文学,融汇为气势恢宏、内涵丰富“超级故事”,经过一代代说唱艺人的不断创编和广泛传唱,形成了规模浩大的史诗演述传统[8]。

  史诗《格萨尔王传》形成于古代的部落社会时期。藏族古代的国王用“仲”(sgrung,故事讲述)、“德乌”(lde’u,谜语)、“苯”(bon,占卜)三种方法教化民众;其中,“仲”专指口头传承与历史谱系的叙事传统,其表现形式与《格萨尔》史诗一脉相承。史诗艺人在藏语中统称为“仲堪”(sgrung-mkhan,又作“仲肯”),正是继承了古老的部落文化传统,因而他们的叙事也深深地打上了浓厚的西藏本土信仰——苯教的印记。吐蕃时代遗留的敦煌文献和藏文历史文书中的国王传记,都记载了与史诗相关的历史事件。史诗在漫长的流布和演进过程中逐步发展,其间口头演述也在书写文化的普及和推广中不断被记录下来。历史上,一些宗教学者参与了誊录、编辑、加工和修订,随后出现了比较成型的手抄本和木刻本。目前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的藏文手抄本是《姜岭大战》,其成书年代可上溯到14世纪,现珍藏于西藏博物馆,保存至今的木刻本有7部。史诗传入蒙古族地区以后,被称为《格斯尔》(Geser)。迄今发现的《格斯尔》文本约40余种;其中1716年在北京刊刻出版的《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当属最早的木刻版,1776年被介绍到欧洲,先后被翻译成俄、法、英、日等十余种文字,随后引发国际学界对中国藏蒙史诗《格萨(斯)尔》的高度关注。

  史诗主要流传于中国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新疆和内蒙古等七省区的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普米族、白族等社区;与此同时,还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传播到了中国境外的尼泊尔、不丹、印度、巴基斯坦、蒙古国以及俄罗斯的卡尔梅克、布里亚特和图瓦等地区,成为众多族群的共同文化遗产。在如此广阔的地域和不同的族群中间,说唱艺人们用各自的母语共同讲述着格萨尔的丰功伟业,而且故事的人物和主题高度同一,这样的文化共享现象在全世界也是比较罕见的。

  中国在《格萨(斯)尔》史诗的搜集、整理、研究和保护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在史诗传统的保护方面收到了良好效果。中国学界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开始在民间“寻访”《格萨(斯)尔》史诗歌手,迄今已发现150多位藏族民间艺人,扎巴、桑珠、玉梅、才让旺堆、昂日、巴嘎、才让索南、达瓦扎巴、丹增扎巴、巴吉、格日坚参等都堪称其中杰出的代表;此外,蒙古族艺人琶杰、金巴扎木苏和洛布桑,以及土族艺人更登什嘉也都是本土社区闻名遐迩的史诗歌手。藏族《格萨尔王传》堪称我们这个星球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史诗传统,迄今有记录且内容互不重叠的史诗诗部约有120部之多。如果不计散体叙说部分,每部以5000行算,业已记录的史诗韵体演述文本已达60万诗行。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年轻一代艺人的相继出现,这一古老史诗的叙事传统正在民间鲜活的口头演述活动中焕发生机,异文在不断产生,叙事规模也在不断扩展。

  《江格尔》

  今天所见对于蒙古人的最初记载,是《新唐书》中的“蒙兀室韦”。关于他们更早些时候的活动,我们几乎一无所知。通过考古、文献和口碑资料等,我们今天大体知道,他们是长期以狩猎和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马背民族。关于蒙古人的赫赫战功,世人多有知晓,但是关于他们讲述英雄故事的传统,知道的人就很少了。综合已经掌握了的各种信息,学界基本形成了如下的共识:蒙古人从萨满祝祷中,从祝词、赞词和神话故事中,从草原上林林总总的叙事样式中,逐步发展起来一种大型的、具有高度艺术表达技巧的演述传统——“图兀里”(tuuli),也就是史诗。经过多少个世纪中无数天才歌手的锤炼打磨,我们今天所见的蒙古史诗,在故事范型上至为浓缩简括,在语言修辞上至为传神精到,从而成为在蒙古人的口头叙事传统中罕有其匹的伟大艺术样式。

  从延续了大约两个世纪的田野作业和文本搜集记录史来看,在世界各地的蒙古人中流传下来的英雄歌多达六百余种,在流布和发展上体现出典型的部落史诗特征[9]。其中同时流布在俄罗斯、蒙古和新疆卫拉特人中的《江格尔》(Jangar)堪称蒙古史诗演述传统中的一个典范,一个集大成者,一个必将流传千古的故事群。与世界上的许多史诗一样,《江格尔》也是以主人公江格尔的名字命名的英雄史诗。它的人物群像,是圣主江格尔汗和他的六千又十二位勇士,它的核心内容,是江格尔和他的勇士们如何英勇地保卫美丽富饶的宝木巴国,同形形色色凶残的敌人进行惊心动魄的战斗历程。

  就史诗特定的演述形态和叙事结构而言,《江格尔》被称为“史诗集群”。因为史诗故事大都围绕着婚姻和征战这两个最基本的蒙古史诗主题来展开,形成许多在内容上相互联系,在情节上彼此独立的“诗章”(bölög);每一个诗章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又是整个史诗系统的一个有机部分。在这种串行并联的叙事结构中,不少诗章的核心人物并不是江格尔可汗,而是他手下的某个勇士,例如洪古尔、阿拉坦策吉、古恩拜、萨布尔、萨纳拉、明彦等众多的英雄人物。但灵魂人物江格尔往往会出现在每一个诗章中,成为功能性的链接要素。从史诗歌手“江格尔奇”(Jangarchi)的口头演述实践上看,每一个诗章,往往就是一个演述的叙事单元;通常有数千诗行,要几个小时才能演述完。还有一个奇妙的地方,就是《江格尔》的各个诗章之间,没有明显的顺序,演述时歌手可以任意调用或是排序。为了在各章之间求得某种一致性,歌手们往往将“序歌”和讲述江格尔英雄童年建功立业的诗章当作叙事的始端,同时以“序歌”来规范整个故事发展的基本进程,向听众呈现一个宏大的叙事背景[10]。

  西方世界对史诗《江格尔》的最初报告,距今已有两百多年了。各国学者超过百年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寸积铢累,到今天已经形成了规模壮观的文本体系。但是,关于到底有多少个诗章《江格尔》流传于世,学界至今也还没有一致的意见。大体说来,约有百种相对独立的“诗章”和至少数百种“异文”和“变体”,以及多种托忒文抄本。若是不将异文变体等计算在内,《江格尔》仅在中国的记录就累计有60-70个诗章;各诗章的篇幅,从几百诗句到数千诗句不等。每一诗章的演述所需要的时间,也因文本和艺人的不同而彼此间有比较大的差异。其中最为著名的演述文本,有俄国卡尔梅克歌手鄂利扬·奥夫拉的10个诗章版的《江格尔》,有中国加·朱乃和坡·冉皮勒的各有20多个诗章的《江格尔》等等。迄今为止,俄罗斯、蒙古和中国都先后出版了各种文字的《江格尔》故事,使其声名远播。就中国而言,胡都木蒙古文、托忒蒙古文和汉文翻译本《江格尔》,计有数十种,研究专著也有多种面世。

  《玛纳斯》

  柯尔克孜族是一个擅长口头叙事艺术的民族,也是一个高度重视族谱和家谱的民族。正如史诗中唱道:“如果你想知道我父亲的情况,/他以前的名字叫巴依加克普,/他后来的名字叫汗加克普;/我自己的名字叫英雄玛纳斯,/我的人民是柯尔克孜众多的阿拉什(部落联盟)。”因而,史诗演绎和部落谱系的世代传承,与自古相沿的仪式歌、挽歌、情歌、生活歌、儿歌、谚语、谜语、神话、传说、故事和笑话等口头文学形式相依相存,相济相生,共同模塑出近40部规模各异的史诗(不含异文),大多数属于典型的英雄史诗。其中,《玛纳斯》(Manas)堪称最杰出的英雄史诗范型,被视为柯尔克孜人的民族魂。

  千百年来,《玛纳斯》史诗一直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流布在中国新疆南部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新疆北部的特克斯草原和塔城等柯尔克孜族聚居的区域;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及阿富汗北部地区也有流传。有学者推考说,该史诗的雏形产生于10世纪前后,到16世纪逐渐趋于定型。史诗歌手在柯尔克孜族民间被尊称为“交毛克奇”(jomokqi,故事演述家);“玛纳斯奇”(manasqi)则是专指演唱史诗《玛纳斯》的职业化歌手,他们是史诗得以长久传承和广泛传播的中坚力量。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起,中国对这一史诗传统展开了三次系统的普查、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工作,从当时发现的八十多位史诗歌手中记录了大量的史诗资料,累计起来已超过上百万行。居素普•玛玛依堪称“天才的”史诗歌手和演唱大师。他成长在一个民间文学氛围非常浓厚的家庭,一生致力于搜集、整理、演唱和传承《玛纳斯》。1940年,在劳作之余,他连续7个晚上为人们演唱《玛纳斯》,从此名扬四方;从1984年到1995年,他陆续演唱的史诗文本相继以柯尔克孜文出版,共8部18卷,计232,165行;其唱本的汉文全译本也已翻译完毕,目前正在陆续出版中[11]。迄今为止,居素普•玛玛依是国内外唯一一位能够完整演唱八部《玛纳斯》史诗的歌手;艾什玛特·曼拜特居素普和萨特瓦勒德·阿勒等歌手的唱本也都各具独特的演唱风格和地方性特征。

  从居素普•玛玛依的唱本来看,《玛纳斯》以史诗第一部的英雄主人公的名字命名,同时也是整个史诗演唱传统的总称。史诗的其他各部也都以各自主人公的名字命名,依次为《玛纳斯》、《赛麦台》、《赛依铁克》、《凯耐尼木》、《赛依特》、《阿斯勒巴恰与别克巴恰》、《索木碧莱克》和《奇格台》。史诗以一代英豪玛纳斯及其7代子孙的英雄业绩为主线,展示了柯尔克孜人民为保卫家园、抗击外来侵略者和追寻生活理想的历史遭际,歌颂了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洋溢着崇高的英雄主义格调。从盖世英雄玛纳斯到其身边的14位汗王和40名勇士,从智慧长者巴卡依汗到骁勇善战的楚瓦克,从智勇双全的阿勒曼拜特到能言善辨的阿吉巴依,史诗成功地塑造了一组组前赴后继的英雄人物群像。史诗的谱系式叙事结构非常独特:每部史诗描写一位玛纳斯家族的英雄,上部史诗的主人公与下部史诗的主人公均为父子关系。因此,每部史诗都有相对完整的叙事结构,可单独演唱;而各部史诗的故事演唱则通过“续谱”式的人物关系得以顺时序的纵向贯连,在情节发展、故事范型、程式化风格等诸多方面彼此衔接并前后呼应,从而构合为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史诗叙事序列。因此,史诗《玛纳斯》又有狭义与广义之别,狭义仅指史诗的第一部;广义则指整一性的八部史诗叙事。

  作为柯尔克孜文化史上的巅峰之作,史诗广泛涉及古代柯尔克孜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历史、民俗、哲学、美学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是柯尔克孜族人民心目中的“百科全书”,也是研究中国北方民族乃至中亚族群关系史和文化源流史的重要口头文献。早在150年前,《玛纳斯》史诗就由西方学者搜集、整理并刊布于世,域外民族志学者随即也开始观察、记录和研究这一宏大的史诗传统,逐步引起国际学界的普遍关注。从吉尔吉斯斯坦搜集到的史诗文本主要包括史诗前三部的内容。中国境内的《玛纳斯》研究起步虽晚,但随着居素普·玛玛依八部唱本得以完整的记录和系统的出版,以歌手和史诗演唱传统为核心的系统研究渐次深入。尤其是近20年来,中国史诗学者对歌手群体“玛纳斯奇”的长期观察和追踪研究,向世人揭示了这一古老史诗的家族传承和代际传承[12];本民族学者在新疆开展的田野研究收获颇丰,目前已发现并记录了多达120位史诗歌手的传承人群体[13]。《玛纳斯》研究发展到今天,已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专门的“《玛纳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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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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