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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政治才能看，汉武帝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伟大帝王。他即位之后就选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亲自策问古今治国之道；独尊儒术，设明堂，计议巡狩天下、改易历法、变换服色等事。后来又确立五经博士、孝廉等制度。他实行推恩令，削弱各地诸侯王，消除了多年来一直威胁帝国统一的心腹大患。在对外政策上，从元光六年他开始反击匈奴，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对匈奴在战略上的被动防守局面，并在元狩四年取得了一场决定性胜利，迫使匈奴单于退到大漠以北，较长时间不敢骚扰边界。他派遣张骞等人出使西域，遣楼船讨平南越，还派李广利讨伐远在西域的大宛。在经济上，他专营天下盐铁，作平准之法，聚敛天下财富以为兵马、宫室之用。然而，由于连年用兵，兼之大兴土木，导致国库空虚，于是“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1］ 1441，又造成吏治败坏和司法不公；他还任用酷吏，肆意杀戮大臣；他又加重赋税，增加人民生活负担。尤其是按人头征收“口钱”，不少家庭养不起孩子，生下孩子就杀掉了。“巫蛊之祸”发生后，晚年的汉武帝开始反省以前不恤民力、肆意征伐的行为，然而，此时从长安到边鄙已经民怨沸腾，他即位之初的国富民殷景象早已不复存在了。
其次，从宗教信仰方面看，汉武帝长期崇信方士，希望通过他们寻找神仙并获得长生不死。《史记·封禅书》说汉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他崇信方士李少君，祠灶致物，炼化黄金。李少君病死，汉武帝以为少君没有死，是仙化升天了。他又祷祀神君，用神君的巫术治病。他听信方士谬忌“天神贵者太一”之说，祠祭太一。方士少翁献鬼神方术，他加封少翁为文成将军。方士栾大说可招致神仙，数月之间获得封侯、封将军、娶公主的殊荣，身佩六印，贵震天下。少翁、栾大虽先后因欺诈被杀，然而燕齐方士歆羡他们曾经拥有的富贵，纷纷上书自称有不死方术、能招致神仙。公孙卿说仙人好楼居，汉武帝就下令在长安作蜚廉桂观，在甘泉宫作益延寿观，等待神仙降临。又作承露盘以求获得仙药，作通天台等待神仙来降。由于多年求仙无验，汉武帝虽已厌倦方士，犹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1］1404。他晚年伐大宛以求天马，也有期冀乘天马登昆仑山寻西王母的用意。直到去世的前两年，“上行幸东莱，临大海，欲浮海求神山。群臣谏，上弗听；而大风晦冥，海水沸涌。上留十余日，不得御楼船，乃还。”［2］258 汉武帝这次回到长安之后才对求仙有所反省。纵观汉武帝一生，神仙不死之术始终是他的强烈爱好和热切追求，而作为统治大国的帝王，他本应理性地加以自抑，将自己的爱好与国家事务区分开来；然而他没有这样做，而是任由个人喜好干扰国家公共事务，甚至左右国家的对外政策。［3］30
第三，在家庭婚姻生活方面，汉武帝既有儿女情长，又显示出了专制帝王的残忍。汉武帝像历代皇帝一样把国事当作家务来处理，对自己的家庭和亲族成员眷顾有加。他即位后就加封舅舅田蚡为武安侯，田胜为周阳侯，后来还任用田蚡为丞相。“当是时，丞相入奏事，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1］2844 虽然对田蚡不耐烦，却仍然事事听信并偏袒他。汉武帝初登基就独尊儒术、延揽儒士，这与“喜黄老之言”的太皇太后（窦氏）形成矛盾，太皇太后将他任用的赵绾、王臧杀了，还废了他新建的明堂。他初即位就立陈阿姣为皇后，皇后之母窦太主求请无厌，皇后无子又嫉妒成性，宠爱浸衰，她们母女都颇有怨言。这样的家庭关系对新即位不久的汉武帝非常不利，弄不好就可能被废黜。皇太后（王氏）对他说：“汝新即位，大臣未服，先为明堂，太皇太后已怒。今又忤长主，必重得罪。妇人性易悦耳，宜深慎之！”［2］195 于是汉武帝对太皇太后一再退让，对窦太主、陈皇后重加恩礼。直到太皇太后去世，自己皇位牢固，他才废掉陈皇后，但对窦太主仍多有垂念。这显示他在处理家庭亲族关系方面能应付自如，游刃有余。在跟卫子夫、王夫人、李夫人等几个后妃的爱情上，则又可以看到他柔情似水的一面。汉武帝宠幸一个女子，总是爱屋及乌，连同这个女子的亲属也得到宠信，卫青、李广利因此成为统领千军的统帅。然而，在处置戾太子刘据、卫皇后和赵婕妤（钩弋夫人）时，汉武帝又表现出了一个专制帝王的残忍无情。为了皇权的巩固和个人意志的贯穿，他毫无亲情可言。家庭亲情、爱情婚姻都在皇权面前黯然失色了。
汉武帝在位期间实行了影响深远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思想从此占据我国思想文化的主流地位。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可汉武帝本人的很多作为并不符合“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4］，而汉武帝的缺点就是不能“克己”，他的所作所为与“仁政”理想去甚远，有些做法简直就是暴政。班固对他的评价是：
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畤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5］212
班固对汉武帝的功业评价很高，但也指出他缺乏乃父乃祖的“恭俭”。班固认为，如果汉武帝以恭俭的态度善待百姓，他所建树的功业，即便跟《诗》、《书》中称赞的圣人相比也毫不逊色。汉武帝拥有太多政治的和人生的欲望，当他不“克己”地释放这些欲望时，就显得非常放纵自己。事实上，这种“放纵”构成了他的人格特征。“放纵”让他全力以赴地去实现雄心抱负，从而成就他的伟大功业；但“放纵”也让在暴虐嗜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给他的帝国造成了很大破坏，也给百姓生活带来许多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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