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二、中国人生礼仪整体性和本质论研究取向

　　人生礼仪是基于多学科领域分析和实践的学术词汇，同一个人生礼仪可能被划分为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艺术学的研究范畴。在不同学科中，各界学者指向亦有所不同，这不仅仅是学术的立场和视角，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人生礼仪所具有的“文化传统‘贮存器'”的功能。民俗学研究较多地关注仪式的文化意蕴，社会学注重仪式的现象功能和社会变迁，历史学、艺术学则体现为发展脉络和审美意象的转化。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有时也会出现学科之间交叉研究的现象。所以，对于中国人生礼仪的分析，需站在跨学科的立场上，对整体学术范畴进行考察。

　　（一）人生礼仪的概念和内涵

　　人生礼仪作为专门的学术概念，通常是指范热内普提出的“过渡礼仪”。这是学理上最早予以系统解释，并且至今仍是关键理论范式的人生礼仪解读。按照范热内普的理论，“过渡礼仪”包含但不等于“人生礼仪”，它有更为广泛的理论内容和宏大的结构体系。其不仅仅指人生礼仪，也包括岁时节庆旅行、巫术、宗教神职加冕、“第一次”礼仪等所有指涉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过渡的仪式行为。作为学术概念的“人生礼仪”，国内众多民俗学者曾给出明确定义，通常称为“人生仪礼”“人生礼俗”或“人生仪式”。这些定义包含一些共同性的要素，从时间节点来看，以年龄变化或年龄为参考坐标；从范围来说，包括诞生礼、成年礼、婚礼、葬礼；从功能来讲，包含仪式带来的重要阶段的转化和身份的确立。

　　钟敬文在《民俗学概论》中指出：“人生仪礼是指人在一生中几个重要环节上所经过的具有一定仪式的行为过程，主要包括诞生礼、成年礼、婚礼和葬礼，是将个体生命加以社会化的程序规范和阶段性标志。”乌丙安在《中国民俗学》中将人生仪礼称为个人生活仪礼，其全过程是“按人年龄的增长过程显示的，在实践中往往与信仰民俗发生极大的关联”，强调由生到死和由死向生过程的循环意义。笔者认为，“标志人一生不同年龄阶段和身份变化的重要环节及其相关的各种仪式，统称为人生礼仪，亦被视作生命的过渡仪式。每一个阶段的人生转折都强调‘生＇的价值和意义，寄托人们对生命的无限渴望和美好祝福。”高丙中指出：“人生礼俗包括礼仪和习俗两个层面，前者通常是国家明文规定的制度，如成年礼俗中的冠礼，婚姻礼俗中的所谓六礼；后者是民间传承的，包括国家礼仪之外而民间广为流传的通过人生重要阶段的各种风俗习惯。”这些讨论基于概念层面的划分，体现了中国学者对于“人生礼仪”概念和文化内涵的理解路径。

　　（二）“过渡礼仪”的研究和运用

　　在理论剖析和运用层面，“过渡礼仪”一直是中国学者人生礼仪研究的重点范式。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于2010年在中国出版，这一理论范式的引入，丰富了中国人生礼仪的研究视角。该理论构筑了礼仪行为的三个阶段：分隔礼仪（阈限前礼仪）、边缘礼仪（阈限礼仪）和聚合礼仪（阈限后礼仪）。范热内普注重礼仪过程甚于礼仪类型，借此解释仪式的整体性和社会化。维克多·特纳的仪式研究关注到范热内普“过渡礼仪”的阈限阶段，沿袭却又不完全等同地对仪式过程进行深入挖掘。阈限在特纳的仪式分析中显示为结构的模式，表现为结构阶段—反结构阶段—（再）结构阶段，并强调了阈限的模棱两可性，也就是由此及彼的中间状态或无序状态，表明仪式过程变化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迁。

　　仪式阈限有较为系统的理论架构，在学界受到广泛重视。在西方学术界，“过渡礼仪”理论在早期并没有得到普遍关注，直至1960年《过渡礼仪》英译本的出版。这一理论“在20世纪初就随着社会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学科被引进中国，但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上世纪80年代的学科重建中，也仍没有对过渡礼仪模式的研究”。直至2010年中文译本出版，它才逐渐出现在众多学科理论反思领域。

　　尽管阈限理论在仪式研究中有较强的阐释力和实用价值，但并非完美无缺。西方学界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认为“过渡礼仪”模式未能展开深入的探索。中国学者也表达了对这种理论范式的思考。张举文在翻译过程中对其进行了再解读，《过渡礼仪与信仰行为分析》梳理了西方学界对英译本的争议：语义翻译、学科理论和大社会背景。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人生礼仪，对“边缘礼仪”展开回顾与讨论，重点阐释边缘礼仪（阈限礼仪）的时间性、空间性、个体性和群体性、社会性、心理因素和文化，寻求礼仪分析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方向。这一分析不局限于范热内普的仪式范式，更带有特纳阈限中的仪式象征观点。

　　2015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系召开“经典概念的当代阐释：过渡礼仪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学术研讨会，周星、吕微等学者对“过渡礼仪”概念的古典新用发表看法。吕微从康德理性批判哲学的角度对过渡礼仪中的“阈限”进行再认识，《“过渡礼仪”理论概念与实践模型的描述与建构———对话张举文：民俗学经典理论概念的实践使用》一文，从描述性和建构性出发，结合当下实践民俗学转向，验证了过渡礼仪道德目的论实践模型“对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以及单一文化和多元文化之间‘双重边缘＇状态的普遍解释力”。

　　除了对阈限理论不断解读之外，学界也存在一些相左的声音。在人类学领域，彭兆荣对阈限理论提出质疑。他认为，范热内普阈限理论呈现出单向单线的趋同状态，只关涉阈限之后的理论状态，忽视了仪式过程中生命的内涵和心理期待中生命的归属。台湾学者余光弘对范热内普的理论进行重新评价，他提出以往阈限礼仪中未涉及或较少讨论的区域。“过渡礼仪”范式在民族志搜集和实际田野工作中并没有理论意义上那么精准和贴合。第一，在分割礼仪之前有一个结合仪式，这个仪式是仪式主体对离开旧群体成员的告知，也是群体成员对离开人员的认可。并且，结合和分割交替进行。第二，生命仪式中的新成员是多范畴的，不仅仅指仪式主体本身，也包括因仪式主体的改变而变化的仪式参与成员。第三，仪式中地位的变换，存在着从某一界定清楚的地位转换到另一界定不清楚的地位和某一界定不清楚的地位转换到另一界定清楚的地位两种状态，而不是范热内普所说的两个清楚地位的转化。

　　这些理论层面的研究和译介，在过去较长时间内以及未来漫长历程中，始终指引着人生礼仪研究的发展轨迹。仪式理论的引入为中国民俗学人生礼仪研究带来很多启示，使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清晰起来，在接近仪式的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理解仪式中的人和解释仪式行为，还原仪式文化的学术目标。

　　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发现，对仪式理论的解读，大部分基于理论的解构和重构，尽可能实现理论的中国化。但其实除了对学者理论的分析之外，大多数人生礼仪研究成果还停留在套用理论的阶段，用以描述一连串的仪式行为，暂未看到中国学者运用新的理论体系分析人生礼仪的过程和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