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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警车护送。据媒体报道，近年来，广东省每年都有近10万名农民工自驾摩托车返乡。 2009年一篇新闻显示，大概从1月17日起，321国道上每天都有成批的外来工驾摩托车返乡，日均达到6000辆，他们大都来自广西、贵州、四川，要开10多个小时甚至近20个小时才能抵达家乡。这样的回乡方式，给交警部门增添了压力。为此，广东省肇庆交警部门每天出动4辆警车专门往返于321国道，为返乡摩托车司机们开路，引导摩托车有序驾车前进，护送他们安全通过321国道肇庆段。同时，肇庆市交警部门在321国道沿线设立了多个长途摩托车驾乘人员休息站，24小时为过往的返乡群众服务，免费供应姜粥、糖水、应急药品，免费发放雨衣、遮阳伞，还取来了取暖设备[42]。
2009年1月23日，从浙江温州、台州等地返乡过年的37位湖北籍农民工驾驶21辆摩托车返乡，他们来到鄱阳湖渡口边准备乘渡船过鄱阳湖口，由于鄱阳湖阵风达6至7级，为了安全，湖口渡口临时停渡，急于回家过年的农民工们便向当地交警大队求援，要求从九景高速公路鄱阳湖大桥通过。按照规定，高速公路不允许摩托车通行，由于情况特殊，交警部门派出5辆警车护送农民工过桥过路。一位农民工激动地说：“我们只看到过警车为领导开道的，从未听说警车为农民开道！[43]”
农民工驾乘摩托车返乡，几乎给全国的地方政府都施加了压力。因为几十万人组成的摩托车大军，从一个县市省至另一个县市省，每一个县市省的交警部门都要像传承接力棒一样，来承担责任。可以看出，这种护送服务，并不像包机、专列、包车那样是由官方自主发明的，而是官方在压力下的一个被动反应。最终，这种地方反应上升到了中央政府的层面，2011年1月22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安部副部长黄明表示，将为驾乘摩托车集体返乡的农民工提供警车引导服务[4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过是在七八年前——在2003年遣送条例未被国务院废止之前，流入地政府还经常动用警车将没有办理暂住证的外来农民工抓起来，遣送回籍。
4、欢送与迎接。很多年来，农民工外出打工和返乡回家，为其送行和欢迎的都是自己的亲人，自2008年左右起，这种礼节也成为官方的施政措施，具体来看，分为两方。
一是流入地欢送。包车、包机、专列在出发之前，地方政府往往会举行一个仪式，政府官员们会来到机场和车站，为返乡农民工送行。2008年1月26日上午，深圳2118名劳务工中免费坐上30辆大巴返乡，出发之际，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亲自前往车站为农民工送行，刘玉浦在讲话中表示：“我们对你们在深圳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你们也是深圳人，我和市长来送你们回家过年。希望你们回去给父亲母亲，给家乡父老捎去深圳人民、我和市长的问候[45]。”
二是流出地迎接。迎接方式有两种，一是当专列、包机、包车抵达故乡后，家乡政府的有关官员会到站迎接。另一种是指流出地政府利用春节农民工返乡之际，举办一些座谈会、党员培训、走访慰问等活动，政府主要官员由此与返乡农民工进行交流和接触。
另外，有的流出地的地方政府，会在农民工外出打工之际，举办欢送仪式。有的流入地的地立政府，会在春节后农民工返回第二故乡之时，到站迎接。
在上面，我已经将中国政府春节期间的农民工政策，作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描述。如果将国内流动与国际流动作一个比较，那么，在春节过年这个问题上，当代中国政府的这些做法尽管值得赞赏，但实际上又是相对滞后的，因为早在2008年之前——几年或十几年前起，日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就已采取了这样的政策。每一年这个时候，世界各国的政要们，或身穿唐装赴华埠，或沿途发红包恭贺新年，或用中文恭贺“新年快乐”，或手捧着象征吉祥的“年糕鱼”拜年，并公开发表致辞，向华人表示问候，对华人为所在国家和地区作出的贡献给予赞扬。如果晚清和民国时代的华工们地下有知，定会有所安慰了。
国内和国际经验表明，春节作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强大的认同功能，这一点在流动日益频繁的当今社会仍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演进，感情的增加，经验的积累，中国的民间社会和中国政府，将会采取更多的、更新颖的方法、礼节、政策，在春节期间，来加强与流动人口的沟通与联系。
三、家乡观念与国家观念
面对2008年，也许每个中国人都会感觉，这一年发生了诸多终身难忘的重大事件。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有两种社会思潮在这一年甚为风行，一是民间信仰的家乡观念，新年伊始，它就彰显了自己的独立价值，并显现出了时代的演变趋势。另一个是官方主导的国家观，它首先在春节期间因为雪灾而自下而上地受到家乡观念的影响与冲击，并及时对后者的合法性给予承认，此后又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获得后者的支持。
相对于家乡观以及天下观、地域主义这些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思想观念，国家观念之于中国，实在太年轻了，张灏认为，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深受屈辱的中国人才产生了民族主义的国家观念[46]。到2008年，它来到中国才100年左右时间。
我认为，除了帝国主义的挑战，国家观念之萌发于现代中国，同人口的流动及由此导致的家乡观念的变迁，也息息相关。十九世纪下半期，远在东南亚、欧洲、美国、日本的华人，就是通过家乡观念建立了许多同乡会组织，并进而产生了民族国家观念和建立民族国家的革命运动，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也就是由广东人的兴中会、浙江人的光复会、湖北人的华兴会所组成。由此可见，家乡观念尽管基于某一个地域，但它并不像地域主义那样挑战国家的权威，相反，无论是历史的天下观，还是现代的国家观，都是从家乡观念的基础上升华的。
在初入现代化的中国，底层社会中也有一部分民众——例如身在海外的华工和上海滩的新移民，差不多与海外留学生、革命家等上层精英同时产生了国家观念。这些离开家乡、走出国门的中国农民，是在缺乏国家动员和知识分子“天下观”的思想支持下，从社会流动和家乡观念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民族主义的国家意识。但这个时候，除了东南沿海地区，中国社会依然是静止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仍然老死乡里，这延缓了国家观念在中国普通民众中的传播。所以，现代中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才反复悲叹中国人“一盘散沙”，近100年以来“爱国主义”也一直是国家向民众灌输的主流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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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爱思想网 2012-01-09 19: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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