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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亚鲁王》(第一部)的出版，我以为，至少有三方面的意义：
一、《亚鲁王》是苗族文学史上迄今发现的第一部英雄史诗，苗族文学史、乃至我国多民族文学史面临着改写。这部史诗以西部苗语方言为传承载体，其内容的主体，是以亚鲁王为首领的古代苗族一个支系所经历的部落征战和部落迁徙，也包括了从人类起源和文化起源(如蝴蝶找来谷种、萤火虫带来火、造乐器、造铜鼓)、造地造山、造日造月、公雷涨洪水等神话传说，到开辟疆土、立国创业、迁徙鏖战、发展经济、开辟市场(如以十二生肖建构起来的商贸关系)、姻亲家族(史诗写了亚鲁的12个儿子及其后代，以及他们父子连名制)等农耕文明业绩，以及以亚鲁这个英雄人物为中心的兄弟部落和亚鲁部落的家族谱系。这样的一部英雄史诗不仅在是麻山及周边地区第一次发现，而且即使在更为广阔的西部苗语方言区也是第一部。
苗族是华夏大地上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它的民间文学(口头文学)自20世纪初年以来一向受到学界的重视，且多有调查、发现、记录，并被译成汉语出版。从已经搜集记录下来并已出版的苗族叙事诗作品看，主要是以创世、人类和万物起源为内容的古歌，兼有部分记述部落迁徙的作品，但数量不多。如夏杨从1948年开始搜集、到80年代初定稿的《苗族古歌》(最早发表于《金沙江文艺》，后由德宏民族出版社1986年出版)、田兵编选、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整理的《苗族古歌》(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5月)，马学良、今旦译注的《苗族史诗》(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年1月)，苗青主编的《中国苗族文学丛书•西部民间文学作品选》(一、二两册，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1月)，以及贵州民间文艺研究会编印的《民间文学资料》等，正是这种情况，即以创世和人类起源为内容的“古歌”(或称“创世史诗”)居多，而以部落迁徙和部落或部落联盟战争为背景、记述和歌颂部落英雄的英雄史诗则不多见，尤其是西部苗语方言区的此类作品更属罕见。马学良于1952年记录的《溯河西迁》、唐春芳等记录的《跋山涉水歌》，都是流传于黔东南清水江一带的作品;杨芝口述、夏杨记录的《涿鹿之战》描写了包括古代苗族领袖格五爷老、格略爷老、格蚩爷老三位长老在内的涿鹿大战，显示了较为突出的史诗性质，大概是搜集于滇东北的昭通，应是属于东部苗族的史诗。苗青主编的《西部民间文学作品选》所收的关于部落和族群迁徙与战争的作品，除了几篇记录于赫章和威宁者外，大多是记录于滇东北次方言区和川黔滇方言区的作品。故而在紫云县记录的以西部苗语麻山次方言传唱的篇幅浩瀚的英雄史诗《亚鲁王》，在苗族长篇叙事诗作品中尤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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