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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雄史诗《亚鲁王》在20世纪历次调查中均被忽视，此次普查中被发现从而填补了民族文化的空白。尽管在相关的历史文献中，曾有不同支系的苗民在麻山次方言区居留和开发，他们留下了不同时代不同支系的文化印迹，如“狗耳龙家”、“克孟牯羊”、“炕骨苗”、“砍马苗”等支系的名称，留下了立鬼竿、“以杵击臼和歌哭”的仪式，“舁之幽岩”的葬式的踪影，等等。但在20世纪以来的历次民族调查和民间文学调查中，调查者们却似乎都没有注意到黔西北的苗民中有这样一个亚鲁部落(支系)，更没有提及在“亚鲁苗”中流传着一部长约26000行的《亚鲁王》英雄史诗，而这部史诗第一次出现在21世纪头一个十年开展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工作人员的视野中。有材料认定“公元前2033年至公元前1562年，苗族史诗亚鲁王就有了雏形”，这种断语也许还需要更多的如王国维所说的地上和地下的材料来证实，但史诗以漫长的生命史延续到今天仍然以口传的形式在歌师中代代传递，200余个亚鲁苗的王族后裔的谱系及其迁徙征战的历史故事仍然能栩栩如生地从歌师们的吟唱中飞流而出，给后代留下了一部“活态”的民族百科全书，这就不能不让人们感到惊异。
1902年日人鸟居龙藏到黔西做过调查，撰写了一部汉译本长达505页的《苗族调查报告》(上下两册，国立编译馆译，民国24年)，他根据《黔苗图说》里记载的苗族的主要居住地的贵州省，苗族分支为82种，并确认《亚鲁王》中写到的“鸦雀苗”这一支系(部落)的居地在贵阳府。但鸟居龙藏并没有提到贵州82个苗族支系中有《亚鲁王》的流传。
40年后，芮逸夫、管东贵于1940年在川南叙永的鸦雀苗中调查撰著的《川南鸦雀苗的婚丧礼》[资料之部]([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二十三，1962年，台北)中，也没有提到“鸦雀苗”中有此史诗或古歌的流传。史诗中描述的这个与亚鲁部落同时并存的“鸦雀”部落，是亚鲁王五哥鸦雀王所统辖的一个兄弟部落。鸦雀王帮助12岁上继承了亚鲁王国王位的亚鲁环征并夺回被卢呙王夺去的疆域，之后便率领本部落走出疆域，“不知去向”(见《亚鲁王》第81-82页)，给读者和历史留下了悬念。“鸦雀苗”这个族名，始见于清·爱必达著《黔南职略·卷三十一》(乾隆十五年)一书，后又屡见于《黔书》、《黔书职方纪略》、民国《贵州通志》等。清代的《百苗图》里不仅有鸦雀苗的人像和服饰，而且有文字说明：“鸦雀苗 在贵阳府属。女子以白布镶其胸前、两袖及裙边。居山种杂粮食之。亲死，择山顶为吉壤。言语似雀声，故名鸦雀苗。”其故地，除了旧贵阳府属外，看来，川南的叙永和贵州的大方(今还有羊场、马场等史诗中描写的古地名)等地，大概就是亚鲁时代“鸦雀苗”部落的最后落根之地。
20世纪50年代初进行的民族大调查，苗族部分主要的调查地，是黔东南的台江、从江等地的苗族，调查者没有涉足生活于更为封闭的黔西地区，故而没有为紫云县苗族的生活史和史诗留下笔墨。作为史诗流传地的麻山一带苗族支系的历史及其演变、生产生活方式状况、风俗习惯、服装服饰、民族特性等，都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史诗中提供的历史发展框架和生活细节，给我们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民族历史、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的研究，无疑也给我们研究和阐释这部史诗莫大帮助。大约一年前，史诗的记录翻译者杨正江先生来访，在舍下看到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中100年前拍摄的“打铁苗”的人物照片的背景是一片竹垣时，禁不住在我面前喊出：“我们就是打铁苗!”如今我们在《亚鲁王》中看到“东郎”杨光东的照片的背景，正是一片纹路清晰的竹垣。“打铁苗”这个历史上的称谓，可能是“他称”，但反映了这个苗族支系的生产方式和居住习俗，至今依然。这不过是一个很有趣的事例。
紫云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中发现了这部史诗后，立即邀请专家进行指导，对这部史诗进行了抢救性记录。尽管我们看到的，还仅仅是这部口传史诗的第一部，但就其内容和篇幅来看，它应是历年来在贵州、云南、四川三个苗族主要分布区搜集到的长篇叙事诗、迁徙史诗和英雄史诗中规模最为宏大的一部，比此前篇幅最长的《逐鹿之战》(533行)要长得多，堪称是苗族民间叙事作品中迄今篇幅最为宏大的一部英雄史诗。
三，《亚鲁王》的问世，为中国文化多元化增添了新的元素，为已有的世界史诗谱系增添了一个新的家族。尽管《亚鲁王》的形成时代还有待以唯物史观的科学态度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但目前我们就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它在传承过程中虽然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影响，和道教文化的浸染，却与汉代以降持续呈现强势的儒家思想无缘，作为一种独立的民族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亚鲁王》的被发现和问世，为中国文化多元化格局增添了一份新的元素。从世界范围来看，已经发现并记录下来付诸出版的英雄史诗，大都出自北半球，而且自西而东一路下来形成一个辽阔的史诗流传带。这些史诗大多是游牧民族的作品，靠着被称为“游吟歌手”的弹唱诗人或流浪诗人的游吟传唱而得以传承和保存下来。恩格斯说荷马史诗是“希腊人从野蛮时期进入文明时期所带来的主要遗产”(《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说是以军事民主制为标志的英雄时代的产物(《马克思《路易士·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而《亚鲁王》所展示的，尽管也是从蒙昧(如对龙心的崇拜)走向文明、从分散的小部落走向大的部落联盟时期的产物，但不同的是，它不是游牧民族而是农耕民族的作品，他们的传承和演唱者，不是游吟诗人和流浪歌手在大草原上流浪游吟，而是在氏族或聚落成员死亡时，在发丧死者的仪式上由职业的歌师演唱的。从形式看，《亚鲁王》的演唱与发丧仪式的进行是紧密相连的，并成为发丧仪式不可分割的有机构成部分;从功能看，《亚鲁王》的演唱作为向民族或部落成员传授民族或部落历史记忆。故而我们有理由说，《亚鲁王》与已有的大多数英雄史诗不同，它为已有的世界史诗谱系增添了一个新的家族。
我们看到的仅仅是史诗《亚鲁王》的第一部，还没有看到作品的全貌。我们期待着第二部、第三部的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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