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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在蔡元培的倡导下，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博物院组成民族学和民间艺术、手工业的调查团，凌纯声、马长寿、庞熏琹、芮逸夫、李霖灿、谭旦冏等人在1930年前后、1937年至1942年两个阶段，分别在东北、西南、四川和台湾等地进行了科学而系统的田野调查，收集了服装、饰物、手工业工具、用品及技术资料、模型、图片等数千件，由中央博物院作为“民族文物”类藏品收藏。
在延安解放区，文学艺术家响应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号召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中去、到民间去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优秀的民间文化传统学习。
外国人早在鸦片战争前已经开始收集中国民间年画了。1800年有个英国人将收集的中国年画编辑出版了一本《中国风俗画集》(Custom of China)。1896-1897年俄国青年植物学家弗·列·科马罗夫两次到中国东北考察植物期间，收集神像、戏剧故事、风光、时政等题材年画三百多张。1907年法国人爱德华·沙畹与俄罗斯人瓦·米·阿列克谢耶夫同行，在中国作了五个多月专门的年画考察，到北京、天津、河南、山东等五个省市收集了大量年画，沙畹回国时带回法国二百多张中国各地年画，而阿列克谢耶夫锲而不舍，1912年再度来中国进行民族学考察，趁此机会丰富了年画收藏，实际收藏最少有4000件。1912年莫斯科绘画雕塑与建筑学院大学生尼·德·维诺格拉多夫到哈尔滨探望生病的父亲，闲逛时偶尔发现了出售民间年画的铺子，在哈尔滨停留的不长时间里，收集到145幅门神、戏曲故事等题材内容的中国年画。上海开埠后，徐家汇土山湾天主教学传教士为研究中国民间风俗和信仰思想，曾通报各地教会收集中国年画及神像等民间艺术，之后法国人亨利·道尔编印出版了一本《中国迷信之研究》。来华收集中国年画的还有德国的卫礼贤、波兰的夏白龙、法国的杜伯秋、日本的泽村幸夫、冈田伊三郎以及西村春吉、中山善次、通口弘等人。日本人大量收集中国民间年画的时间大约是在侵华前后期间，其数量居于俄罗斯之下，1996年我去日本参加展览会时，曾专门为了解这一情况拜访了正在收集日本收藏中国年画资料的田所政江女士，在她那里统计到：①广岛王舍城美术宝物馆前些年从私人手中购得以苏州年画为主的作品百余幅，这些作品大多曾在日本美术研究所于1932年出版的《支那古版画图录》上发表过，据说是当年那位收藏家黑田氏的后代看这些破烂儿没有用，很便宜卖给博物馆的。②天理图书馆藏百余幅。③秋田欣卡博物馆、町田国际版画美术馆、神户市立博物馆都有所藏，数量不详。④一个叫关川享的日本老人个人藏中国各地木版年画二百余幅。⑤田所政江女士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古旧书店、跳蚤市场、古玩店等处零星购得中国各地古老年画五十余幅。可以断定，实际上应有的数量决不仅这些，中国民间传统年画的早期作品在全世界各国收藏也不止这些，其中大部分作品是在国内所见不到的。
当然，年画作品的生产具有重复性，假如我们有更早的觉悟和能力，外国人的收集工作并不能够造成我们的来源短缺。实际上我们收集的起步还是晚了些，这当然与旧中国的统治者昏聩以及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侵略有关，也和文化主流中大多数人对民俗艺术的轻视有关，这种轻视持续了近百年，因而近百年甚至更早一些的珍贵实物和资料散失甚多，年画尤其如此。
在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李福清的《中国年画及其收藏者》一文中说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幅画画着一个骑鹿的寿星，当时(1898年)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就读的大学生瓦·米·阿列克谢耶夫看到了这幅画，这位好学的一年级大学生很想弄明白它的意思和读懂画上的题词……请教当时该校一位中国老师，他只是笑笑说道：“这些东西都是凡夫俗子所为，我不愿意在大学里见到这种东西。”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一件与1984年到四川成都及绵竹考察民间年画有关的事，当我回到北京，将临摹的四川夹江、梁平、绵竹年画中最有代表性的三套作品挂在美院画室里，大部分人看了不以为然，有直率的同学便忍耐不住对我进行言辞激烈的奉劝：“你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个中央美院的研究生，居然整天鼓捣这种东西，会有前途吗?”其实，当时的“年画连环画系”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成立和存在都是极其艰难的，后来改成了民间美术系仍有种种非议。最终，民间美术以及年画的专业在美术学院风雨飘摇了不到十年，终于烟消云散。
在冷清与热烈的交织中坚持不断呐喊的文人能力是有限的，在这个长期的过程中，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守望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数珍贵的东西消失……等到有了某种“抢救”或“保护”的物质支持之时再回头去寻找，往往花费几倍的力气才见成效，甚至完全要依靠某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偶然机会。
在四川考察的时候，四川省群众艺术馆的史维安先生给我讲了他在1960年代收集年画的故事。
1960年四川省拨专款抢救绵竹年画，省上派群众艺术馆和美协的画家到绵竹，在文化馆的配合下，组织年画艺人走乡串里，搜集到门神年画手稿二十多套，木刻版近二百套。
当年4月，搜集工作即将结束，突然喜从天降。一位居民急匆匆找到在街上散步的史维安说：“你们不是要收年画吗，废品收购站正有人卖。”赶到收购站的时候，一批废纸刚过完秤，有200多斤，全是旧年画——门神、年画、神像什么都有。原来是一家倒闭的老纸铺以前的存货，这家的后人清扫阁楼，当成废纸一起卖了。这批纸本年画由省上的画家带回成都，在四川省群众艺术馆保存。史维安先生经常感叹这次的“幸运”：“幸好抢救及时，过几年就是‘四清’和‘文化大革命’，这批东西想保也保不下来了。”
那幅由绵竹清末画师黄瑞鹄花费几年时间创作，表现丰富多彩的民间迎春活动，生动地再现当地的民俗风情的巨幅年画长卷《迎春图》，现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而它成为绵竹本地年画收藏的珍宝却完全得之于偶然——
据说，临近解放军入川，收藏此画的黄膏子为保平安而遣散店员和家产，嘱帮工凡看得上的但拿无妨，管账周先生便取走了这幅《迎春图》。周先生后来把这图传给儿子周文星，周文星并不十分在意，将其束之高阁。直到1979年，在绵竹县医药公司上班的周文星手头拮据，才想起有这么一件旧物，或许可找个买主。他将画卷寄给四川美术学院请他们酌价收购，美院的经办人认为年画俗气无价值，便将原物退回。
当时绵竹县文化馆馆长、县年画社社长侯世武正在四川美院进修，逢巧见到画作，便赶回绵竹，因文化馆和年画社都无分文收藏经费，侯世武无奈，便找到当时县医药公司经理一起动员周文星将《迎春图》捐献给县文化馆，周文星应允了。文化馆付了80元酬谢费，县政府颁发了一张奖状，这件绵竹年画的重要作品总算没有流落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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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2012-01-16 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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