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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灵活地处理火车票实名制，牵扯的问题就不仅仅关乎春运了，而是涉及到不同的“城市化”取向。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城市的发展道路是“孔雀东南飞”，即东南沿海地区的城市发展成为了整个中国城市变革的领头羊，相对而言，内地、内陆的城市——甚至某些曾经具有相当战略地位的城市——则步子较慢，发展滞后。然而，由于外向型、加工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限度，中国在“后改革”的时代面临着深刻的发展转型问题，目前的状况并非如某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所言，发展转型，成败系于改革的进展；而是应该更准确地表述为：改革成败，系于发展是否能够成功转型。所谓转型，首先就意味着发展的重点必须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因此，内陆城市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成都、重庆等作为内陆的重要城市，当然需要观察这些城市在关乎中国未来命运的发展转型中所发挥的作用。
新世界图景：殊途同归“回家路”
基于上述背景，从沿海城市向内地城市的转移，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转换，更重要的是发展模式上的转化，也即从两头在外，低薪资劳动与出口贸易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向面向内地、扩大内需与关注民生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转型，由此带来的变化是极其深刻的，而对这一转换过程的自觉则形成了“新城市发展”的若干特色。
无须讳言，这些“新城市特色”正是在与沿海城市的比较中形成的。首先，在城乡关系上，沿海城市强调城市化，基本上不考虑农村问题，而内地城市则必须重视城乡统筹的问题，兼顾城市发展与农村前景。对于“三农问题”依然严峻的中国来说，内地城市的发展方向显然更具有示范性。
其次，在文化想象上，沿海城市以单一汉民族为主，基本上无需处理中华民族内部多民族共存与融合的问题，而内地城市如以成都、重庆所在的西南地区为例，这一地区生活着的少数民族族群最多，必须在社会现实和文化想象两个层面，切实处理好“多元共存、多元一体”的民族问题。很显然，内地城市在文化上的这一特色对于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中国来说，同样更具有典型性。
再次，在历史记忆上，因为沿海城市的发展始终是面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在国际大都市的“城市带”中想象自己能有一席之地，所以它所力图唤起的城市历史记忆，往往和近代国门被迫打开后所兴起的“口岸资本主义”记忆密切相关，譬如上海怀旧、上海热、上海梦等；而内地城市的发展在历史上往往得益于1949年之后社会主义中国的统筹规划，如“大三线”和“小三线”的建设，无论在城市面貌还是产业基础以及人员构成上，内地城市如需要在新的条件下再出发，必然要唤起更多的“社会主义”经验，进而思考这些经验的当代转化；还有，在世界图景上，由于沿海城市发展高度依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这就必然导致它的世界图景是被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所主导，对“非西方”、“欠发达”和发展中的“第三世界”缺乏认同；而内地城市由于地缘的因素，无论是西南地区的内地城市可以和南亚以及东南亚地区建立密切的联系，还是西北城市可以和中亚以及阿拉伯世界建立密切的联系，都意味着以这些城市为中心，开始生产出某些不同于西方主导的另类世界图景。
倘若清楚地意识到上述几种特色，那么“新城市发展”的未来方向也就清晰地浮现出来了：一方面固然需要和已有的城市研究成果保持紧张的对话关系，譬如地理、空间、商品、景观、身体、流行文化和日常生活等，依然是理解城市发展的不可或缺的视角；但另一方面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已有的城市研究主要是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城市而产生的，并且将其作为一种普遍性的解释方式运用到如“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殖民城市”、“口岸城市”和“沿海城市”，这一解释模式的现代化预设和西方主导价值显而易见，基本上无法正面处理具有上述特色的中国内地城市的现实状况和发展经验，譬如相互转化的城乡关系、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想象、革命与社会主义的经验、非西方的世界图景等等，这些问题很少或从来没有进入到已有城市发展的问题意识中。
这种“新城市发展”既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也具备了突出的理论品格。首先，以重庆、成都为代表的中国内地城市正在经济模式、社会发展和民生工程等方面进行发展转型的有益探索，急待在文化上对这一探索进行描述、分析和总结，进而激励出更高层次的文化创造，因此“新城市发展”的“新”不是出于书本和书斋，而是来自于现实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其次，如果要对现实的问题和经验进行有效的回应和学术的总结，必然对既定的理论解释模式构成质疑和挑战，需要在充分吸收已有理论成果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观点、新看法，摸索新方法、新路径，在历史研究、经验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为创造出新的理论做好准备。
如此一来，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两类“城市化”的不同路线图才能规划出一条殊途同归的“回家路”，“撕裂”的中国将重新变得“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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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月17日13版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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