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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专题│乡关何处：乡愁与文明·
 探寻问题后面的历史幽微
如果我们适当拉开距离，从比较的视野来看中国大陆当代的一些重要精神现象，便可发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精神史状态其实非常特殊，非常令人困惑。
一位走过很多地方的台湾朋友曾感慨到：他没有见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像中国大陆这样，无论在日常语言表现还是日常生活氛围上，如此以钱为中心。他这个观察对我触动很大。首先，他的观察让我更加意识到此问题的特别性。先前我注意到这一问题，主要是通过中国历史先后的比较，而现在他拉出此一问题则基于更大的空间视野。其次，他的观察实际触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通常认为，一个社会如果有很长时间的富含伦理关怀的日常生活积累，那么这个社会应该不容易被商业逻辑和消费主义所穿透。而从这个角度来看，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社会的表现恰恰是一个反例，因为中国大陆不仅有几千年日常生活的积累，而且社会和文化又特别强调伦理，那为什么这样一个社会，反如此容易被市场商业逻辑穿透、被消费主义氛围所深切笼罩呢？
一位韩国朋友对当代中国大陆精神问题的观察，同样给我深刻印象。他的观察则是联系世界社会主义实践在主体问题方面所遭遇到的困境这一角度给出的。这位朋友是韩国1980年代学生运动中涌现出的理论家。他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20世纪社会主义的思想与实践中汲取资源，展开了他1980年代一系列的思想、理论活动。1980年代后期他被捕入狱，在他入狱期间，发生了苏东巨变。巨大的冲击与困惑使他1990年代一出狱便动身到中国来，他要亲眼看看实行中的社会主义。而这次中国之行中所见所闻，让他惊讶地发现：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并没有产生相应的社会主义的主体。
我对他的这一问题高度共鸣，主要是因为此主体问题和困扰我的当前诸中国问题相关。对比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主体问题的高度关注，不仅在思想上高度关注共产主义新人的培养和打造，而且为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实践摸索。而这，在我看来，无疑为把握“文革”后中国大陆精神史所必需讨论。也就是，要历史地解析中国大陆精神主体问题，需厘清1990年代的精神状态和毛泽东时代共产主义新人主体打造的努力间的历史关联。尤其考虑到，和毛泽东时代理想主义有着直接承转关系，并在1980年代还有着相当历史位置的理想主义，却在1992年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迅速铺开的氛围中踪影迅失的现象，可以想见，这中间有太多层次和环节需要我们去加以把握。
而在中国大陆知识界有关精神问题的讨论中，始终存在着把精神问题快速归结为其它问题或快速抽象化的令人不安的表现。比如，把精神问题快速归结为资本主义问题、现代性问题、社会经济问题、社会制度社会规划不合理问题等，或快速抽象为终极关怀缺少、信仰缺失、人文精神缺失问题等，甚至直接归结为只要有人类社会便会存在的永恒性精神问题等。不否认，这些讨论有它的揭示力和启发性，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过于快速的解答常常解消问题，阻碍我们因问题本身的要求而可能寻踪进行的对问题后面历史幽微的探寻。
那么，如何才能有力突破此种有关当代精神史似是而非的直观理解状态，而深进历史内在去理解、把握此精神史问题呢？经过几年的阅读和思考，我以为，要真正深进“文革”以后中国大陆精神史内在，必需首先细心面对毛泽东时代和其后精神史关联上的复杂性。就是，在看到毛泽东时代历史挫折直接带给“文革”以后中国大陆精神状态的巨大影响时，还必需同时看到，“文革”后中国大陆精神面貌的基本面所以如我们所见形成，毛时代的直接影响外，还和“文革”结束后，无论是一般当事人，还是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精英均未能很好地意识和思考其时的精神史问题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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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月17日24版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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