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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冬：但问题的关键是，面对众多的可能方式，个人应该如何抉择。难道真的要像美国人所喜欢讲的，只是“遵循你的天性”（follow your bliss）？ 果真如此，公民社会岂不就有沦落成为刁民社会的危险？
林鹄：正是在这至关重要的一点上，现代社会拒绝给以指导，于是所谓个性，等而下之更有诸如“我就是我，我不是别的任何人”之类语者显然不知所云——读者可以尝试问问身边想来不在少数的持这类观点的人，请他们稍微解释一下这句话的含义，我敢担保，没人能清楚而又合乎逻辑地做到这一点——事实上愚蠢至极的主张就甚嚣尘上了。于是才有范跑跑公然声称可以弃老母不顾，惟小女或可让其止步。范跑跑事件中，似乎大家更多关注的是其老师的责任，但我觉得，范氏此举，要可怕的多。孟子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跑跑先生显然已经跨过了这道门槛——禽兽多有保护幼崽之天性，然不知赡养老者。
现代人追寻自由，但面对的却是宛如无底深渊的虚无。表面上，完全按照自己的选择生活，这该多么幸福啊！但当生活的意义全在于自我选择的话，生活已经无意义可言了。当所有生活方式都同样有意义时，所有的生活方式都已经失去意义了。
自由意志代替了一切权威，包括理性，也被认为是权威之一种。当只剩下了赤裸裸的意志，意志的指向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我们能确定，什么才是真正属于自我的——而不是受任何外力左右的——意志吗？当精神无法把握，理性不可依傍，留下似乎还可靠的就唯有身体了。于是欲望，身体的欲望，逐渐支配了我们的生活。当下的电影，在感官刺激方面登峰造极，正是这个缘故。但身体真的那么可靠吗——为什么不可以选择身体的自我毁灭呢？
王玉冬：当然，在谈“归乡”之前，还有一个问题必须面对，那就是现代社会是否可以实现自我拯救的问题。就我的理解，黑格尔并不认为现代社会是人类可能创造的最伟大的社会模式，它甚至可能是一个极其无聊的小市民主宰的社会，但它至少是一个最具自我拯救力、最保险的一种社会。
林鹄：所以，当代中国人的乡愁，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寻根。这首先意味着对现代性的反思。坦率地说，如果承认现代性之铁的逻辑和现代社会自我拯救的能力，“乡关”无非是一场梦，一场大醉。
王玉冬：因此说，向中国传统的回归就不是一个所谓解决身份认同那么简单了。而更重要的是要寻找现代社会的一个可能替代品（alternative）。那就意味着，中国传统的意义不能仅就中国人而言具有终极意义，她还必须具有普世价值。如果我们的传统之中没有这样一种普世价值，那么类似“五十年后让汉语成为世界语，一百年后让毛笔取代计算机，一百五十年后让水墨取代西洋画”的凌云壮志，倘若真能实现，也不过是现代精神的“闪烁”使然而已。
林鹄：没错，在现代之外寻求可能的替代品，首先意味着一个大前提：承认唯一、绝对真理之存在。其次，在形而上学领域，必须反思非目的论的纯机械的世界观（nonteleological mechanical conception of the universe），恢复目的论的世界观。如果精神现象只是分子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那么人与机器人，机器人与一堆废铜烂铁，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不都是一团运动着的分子或原子吗？我们需要讨论分子的价值或意义吗？我一直困惑的是，笛卡尔早已证明，物质运动无法解释精神现象，为何非目的论的纯机械的世界观在今日仍能大行其道，成为妇孺皆知的不言自明的公理？难道笛卡尔错了吗？
承认唯一、绝对真理之存在，承认目的论的世界观，这显然是传统生活（中西皆同）的根本立足点。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乡愁才彰显出其深刻一面。也只有在承认上述两点的前提下，我们才可能真正理解先圣先哲的思想，重返迷失的精神家园。
守旧而又极具当代性
王玉冬：但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如果说现代只有一家，别无分号，作出普世宣称的传统却林林总总。不仅中西有别，西方存在雅典与耶路撒冷的千年纠葛，在汉地传统中，也始终存在着儒释道之间的论争、合流问题。重拾传统，以解“乡愁”，说来简单，但具体而言，却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
林鹄：是的，不过也正是在这一三岔路口，对传统中国生活方式作出精细的历史检讨本身，就具有普世意义。
王玉冬：所以，历史地、忠实地复原中国传统之内的子传统间的对话可能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林鹄：不论中国智慧是否堪与雅典、耶路撒冷比肩，但她或许代表了终极问题的另一种或另几种解决方案。永恒真理当然只有一个，但这并不代表人类有能力清楚无误地将其掌握，在终极问题上，可能最终剩下二三答案无法确定孰是孰非——无法在这二三选项中进行抉择不代表他们同等正确或同样错误，更不代表终极问题没有答案。正如二三高峰没入云端，无法确认何者乃最高峰，但这不意味着事实上没有高下，更不意味着我们彻底丧失了判断山峰高低的能力——我们当然知道这二三没入云端的高峰比其近旁云层以下的山峰要高。
作为中国人，我们必须对这一笔遗产作出总结，这也是我们对人类承担的责任。因为只有我们，才可能重拾中国智慧之精要。这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立论，而是基于现实境况的判断。中国人完全可以理解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但这首先是因为在西方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之学并未失传。而传统中国思想，往圣绝学之传承事实上已经中断。所以，重新恢复中国智慧之真义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异域贤达恐难胜任。
王玉冬：我忽然想起索尔·贝娄在小说《今天过得如何？》（What Kind of Day Did You Have？）中对“犹太性”与“当代性”的探讨。在贝娄眼中，像美国艺术批评家罗森博格（Harold Rosenberg）那样的犹太人是典型的上帝选民，是当今世界里完美的当代人，他们“总是守旧，又总是极具当代性”。也就是说，对这些人言，没有现代人和后现代人所独有的、在神性和虚无之间抉择的问题。在他们的生命进程中，他们将二者合二为一。在贝娄看来，优秀的当代民族在现代和后现代社会所展现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正是得益于这种冲突中的和谐以及和谐中的冲突。这一看似不可能的结合是上帝赐予当代人（尤其是犹太民族）的真正“吗那”（mana）。传统与现代在当下中国的紧张关系是上天给予某些中国人的甘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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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月17日23版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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