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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专题│乡关何处：乡愁与文明·
 多元主义难以治疗“乡愁”
林鹄：本期特刊的主题是“乡关何处”，失落、乡愁跃然纸上。在全球化浪潮似乎席卷一切的今天，因迷茫而渴求归宿感，中国人当然不是特例。
王玉冬：是的，这个题目让我首先想到的，是施特劳斯一个系列演讲的题目“前进亦或回归？”（Progress or Return？）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所谓的“回归”所指，是希伯来语中t'shuvah一词所包含的“忏悔”意涵。也就是说，我们原本是在正道之上，但后来与此正道渐行渐远。我尤其对施特劳斯的那句话“忏悔、回归即是归家”（Repentance， return， is homecoming）印象深刻。当然我相信，对归宿感的诉求并非现代人所独有的情怀。可能为现代人，或更准确的说，为晚期现代人所独有的，是对这类“乡关何处”问题的解答方式。
林鹄：对，现代社会后期自我治疗“乡愁”的一剂通行药方，是高举多元主义大旗以对抗全球化。但我怀疑，多元主义是否真的可以抚慰现代人受伤的心灵。
表面上，多元主义为失落的人们提供了避风港。人类生活中的一切价值观都是相对的、主观的，不存在绝对的、普世的终极真理。每一种文化都自有其价值，不同文化谈不上孰高孰低。那么，我们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观，理直气壮地基于传统营造自己的精神家园。
王玉冬：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几十年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文化、艺术创作最热闹的一段时间，也是人类展现出最为丰富的生活方式的一段时间。
林鹄：但是，多元主义所带动的这种“百花齐放”可能只是一种虚假繁荣。如果真理并不存在，如果所有价值都是相对的，那么任何文化都是虚无，精神家园也就无任何基石可言。正是面对这样的悖论，例如像“想象的共同体”等观念就难免会风行一时。想象云云，正所谓共同体既可以自由建构，当然也就可以自由解构。一正一反，全在当事人的感受。但问题是，没有真正坚实的依傍，感受会随风摇摆，而且会愈演愈烈。
王玉冬：可能类似“想象的共同体”这类观念本身并无大误，问题是很多人对这些观念的误用。在思考“想象”与“共同体”这类问题时，我宁愿相信类似夏尔·佩吉（Charles Peguy）等“过时的”思想者的思路：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那些先于政体的传统与习俗，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失去了他的自由与自尊。
我觉得，在我们的年关之际，谈“乡关何处”，难免要谈谈家的问题。因为，现在除了政治、文化共同体之外，人类社会的核心——家的合理性在中国也一样受到了挑战。没错，我们的春运压力逐年增加，人们在年关之时，仍旧归心似箭。但我怀疑，对大多数人而言，春节早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年”的意味。我们的春节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纽约人理解的新年，只是for fun。
林鹄：家也是个可以解构的共同体。事实上，自从娜拉出走，“家”已经被西方社会解构了。
王玉冬：是的，现代社会原本崇尚的“高贵的”一夫一妻制，到头来却成为现代自由信仰的一个桎梏。
林鹄：自我也一样。试看理性与欲望、欲望与欲望之交战，到底哪个是真实的自我？这又何尝不是个想象的共同体！
因此，乡愁固无可厚非，但如果只因乡愁追寻中国传统，思考什么是中国人，一时慰藉或可得之，但恐怕无法在根本上消解这光怪陆离的现代社会所催生的焦虑与抑郁。要直面现代中国人的困惑与失落，首先就不能局限于中国之视域，所谓现代病，当然是现代人之通病。
寻找现代社会的一个可能替代品
王玉冬：所以“怀乡”的中国人不应该，事实上也不可能对现代化这一历史事实置若罔闻，而径直踏上归家之路，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人已经彻底地现代化了，或者说，“后现代化”了。还乡首先需要突破现代的迷雾，我们的归家之路的的确确是位于烟波江上！
林鹄：是，诊疗现代中国人的“思乡病”，首先必须对现代社会的本质有一个准确清醒的认识，或者说，对现代与古代（或传统）社会的根本差异有精准的把握。
王玉冬：没错，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必须靠“两条腿走路”才可能解决的问题。在寻找“乡关”的同时，甚至是之前，必须思考现代性的核心，必须追问：为什么一旦踏上现代化之路，就如同踏上了一条不归路？现代性的诱惑力何在？
林鹄：在我看来，现代的根本精神是自由，即在不侵犯他人权利的前提下，个人自主选择生活方式。只要尊守了不侵犯他人权利的底线，生活方式无所谓价值之高下。在这底线之上，也就无所谓道德与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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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月17日23版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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