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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专题│乡关何处：乡愁与文明·
中国家庭的历史变迁
《21世纪》：在前段时间关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讨论中，家庭遭遇的危机引人深思。而这是一个长时段历史变迁的一部分，你如何看一百余年来的变化？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家庭的变化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古典中国的家庭形态，虽然古典社会中面临着郡县思路与封建思路的分歧，而且二者对家庭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但古典中国的家庭形态基本上是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有着三重功能：
其一，家庭乃是一个最基本的社会经济组织单元，尤其是“同居共财”的家产制构成了中国组织经济和社会的基本制度，中国古典的绅权就建立在这种财产制度和社会组织之上，即中小地主和家庭或家族高度融合。
其二，家庭乃是一个最基本的政治组织。所谓父权，就是父亲是家庭范围中的最高行政长官，他拥有的权力乃是政治性的，父子关系不是单纯的血缘关系，而是从这种血缘关系上升到支配与服从的政治关系。君臣关系被虚拟为父子关系，前提恰恰在于父子关系本身已经高度政治化了。由此，古代家庭就是训练政治的场所，齐家与治国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不同。
其三，家庭乃是一个在哲学上安顿人心的基本场所。家庭中包含了阴阳、天道、慈爱、孝道、礼仪、奉献、牺牲等一系列意义系统的安排。由此“家”往往被象征化为心灵的港湾。对家的想象，自然延伸为对祖国的想象，而在这一套意义体系中，“母亲”扮演了完全不同的角色。如果说家庭中父亲的角色是政治性的，代表着正义，那么母亲的角色往往是提供生存意义的，代表了慈爱。
由此可见，家作为基本单位将经济、政治与文化组织起来，形成了家庭与国家的同构，形成了父权、绅权与皇权的沟通。传统中国的宪政体制就是通过皇权体制，加上士绅的族权统治，再加上家庭中的父权统治，构成一个类似于三位一体的结构模式，并依赖儒家思想将这三者凝聚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承担的不仅是意识形态功能，更多的是直接的政治组织功能。
从晚清戊戌变法开始，中国进入了不断革命的阶段，革命意味着摧毁古典中国的宪政体制，建立现在的宪政体制。而现代宪政体制的基本思路就是利维坦的思路，即将主权建立在每个人的自然权利的基础上。因此，从古典的皇权政体转换到现代宪政的基础上，不革命是不可能的。
辛亥革命摧毁了皇权，但是随后真正统治中国的是军阀，他们代表以前的士绅阶层，封建绅权依然存在。什么是军阀？什么是立宪派？二者都是建立在地主-绅权基础上的地方性权力结构而已。国民革命希望打倒军阀，但是不铲除地主-绅权的权力格局，打倒旧军阀，也会产生新军阀。
然而，如何铲除地主-绅权结构这一大家庭结构？中国革命不可避免地转向社会革命，一是土地革命，摧毁了绅权的经济基础，没有了土地，自然也就不可能有绅权统治；二是家庭革命，妇女解放、离婚自由、一夫一妻制，直接瓦解了大家庭的结构，父权也开始走向衰落。可见，从戊戌变法到五四以来的革命，我们都是在做一件事情，系统地把传统的东西打掉，包括整个政治秩序、财产秩序和整个安顿心灵的秩序；这一个过程我们称之为“革命”；这个过程也就是个人从皇权、绅权、父权中一层一层地解放出来，从而也从西方殖民主义建立的全球秩序中解放出来，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解放”。“革命”和“解放”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
正是在革命的基础上，从传统秩序中解放出来了一个个独立、自由的原子化的个人，再按照现代西方政体的模式，也就是将主权权力直接建立在公民个体之上的利维坦模式，重新组织起来。由此，个人解放、民族独立和人民主权高度融合。这无疑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西方在反思，中国也在反思。这些反思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在于让我们意识到，关于个人自由和自然权利的浪漫想象以及对政治权力的极端化攻击，助长了一种虚假的个人主义，而绝对的自我依赖无异于自我毁灭。尽管如此，中国的家庭结构和家庭伦理依然完全地存活下来。
第三个阶段就是改革开放阶段，改革开放通过市场，截断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使得个体不需要与主权之间发生直接的联系，而是个人之间通过市场有横向的联系，由此重建了个体、社会与国家的结构。这构成了1980年代以后讨论问题的出发点。
然而，从家庭的角度看，如果说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对家庭的直接冲击来自于国家权力，或者说国家权力直接深入到家庭，那么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权力退出家庭领域，与此同时，家庭受到市场的影响。实际上，市场的逻辑与利维坦的逻辑基本上一样，利维坦的逻辑是原子化的个人通过国家政治纽带连在一起，市场经济的逻辑是原子化的个人通过市场的利益纽带在一起。所以亚当·斯密说市场经济国家是“守夜人”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是要靠市场把人们联系在一起。它的前提和霍布斯的世界一样，都是分子化的个人。
如果说，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对集体主义的强调、对服从的强调反过来保护了家庭，那么，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对个人自由的强调才真正开始摧毁家庭。就像我们所说的文物保护，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对文物的摧毁远远超过文革中对文物的破坏，其实对家庭冲击最大的也是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我们从婚姻法不断地修改和司法解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家庭财产制转向了个人财产制度，家庭规模也越来越小，甚至丁克家庭、同性恋、独身也越来越流行。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不仅在财产领域，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改变了人们对家庭的理解，家庭似乎也无法承担安顿人心的功能，这其实是自由主义基本的政治文化逻辑。
从家庭在过去三个阶段的转型困境来看，可以说，从五四运动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两次革命，对家庭来说意义是一样的，一个是现代性的左翼，一个是现代性的右翼，都是以摧毁家庭作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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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月17日22版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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