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关何处

·《21世纪经济报道》专题│乡关何处：乡愁与文明·

甘阳及其新著

　　张祥龙（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看了甘阳的书，感觉好象我们现在不用再被西方加给我们的问题推着走，居然有了自己选择问题的现实可能，甚至自题自答的真实机遇。比如书中提出的中国的历史文明不再是中国现代国家的包袱，说中国的文明不是走不下去，而是成了最大的资源。

　　看甘阳的书要联系前后看，不止看前后三十年、六十年，而要看到此前3600年。我年轻的时候读尼赫鲁《印度的发现》，当时很受启发，同样是文明古国，他们搞现代化居然可以是以复兴自己文明的方式来搞现代化。再去看甘地那就更不得了，是来自非西方世界的一盏思想明灯。今天我看甘阳的书，有点中国的发现，希望这个发现进行下去。

　　这本书可以很好地激发人的思路。书里讲儒家、社会主义还有市场经济这三种传统形成一种合力，但这三种传统相差很大，几乎可以涵盖整个现代政治思想甚至是我们生活的时代。调和三种传统的困难肯定是巨大的。我个人最关心的问题是，三种传统中儒家尽管最靠前，但现在儒家反而是最弱最虚的，社会主义的儒家如何真正落实？从和谐社会的口号来看，好象儒家又回来了。但我觉得儒家还是很虚，孔子学院恰恰不是孔子主持的。怎么把虚的东西变真变实？

　　儒家有多个维度。这里我把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放在一边，而讨论另两个方面。一是儒家以家为一切的源头，承认家是儒家文明最要害的地方。二是儒家的教化性。这两方面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可以说儒家社会主义不再是游魂？

　　在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中，无论是家庭、家族、家乡，应该成为一个价值实体和权利实体。比如，现在大家都关心买房子，如果买两代居、三代居或者家族聚居的，应该得到国家的财政补贴和减税。比如，以家庭为单位应用当地资源的绿色生产，也应该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另外，法律上应该增加离婚的困难和代价，应该适当地制约不孝的行为。

　　大陆的大学通识教育对儒学的重视应该高于台湾。在台湾大学，《四书》是必修课。从幼儿园、小学到大学，在公务员和干部提拔考试中，儒家和国学应该有实质性的位置，甚至分量更重。

　　如上前景是否应该成为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有没有可能实现？

　　唐文明（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甘阳对中国道路的理解，有两个方面非常独特：其一，所谓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的问题，即反对拿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或者拿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他想把六十年放到更加宏大的中华文明复兴的视野中，认为中国道路的本质是对文明国家的伟大预期。我觉得这个预期超越了左右之争。甘阳在书中明确讲到，自己的立场中保守主义的成分比社会主义更多一些，或者更倾向于保守主义立场。但有时候他的具体论述中又没有将保守主义思路贯彻到底，这大概也是很多人把他误认为是新左派代表的原因。比如谈到五四，如果能够以保守主义立场对中国近代以来的重大事件做明确的分析，彰显出保守主义的关切和面向，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以保守主义立场写一部中国近代史，可能是更值得预期的事。

　　其二，甘阳提出新改革共识非常有见地。在左右之争很激烈的情况下，大家会误认为改革的共识已经破裂了。其实从一些事件来看，左右翼学者的观点是一样的。近年来对儒学的关注越来越强，但左右两翼大多是从片面的角度理解儒学的意义，甚至对儒学的态度有叶公好龙的嫌疑。一般的民众更不用说，受二十世纪的潜在影响很深。现在如果我们要谈启蒙，应该回到古代传统，让人们真正回到自身的生活经验，而不是用一些糊里糊涂的概念把自己的经验讲歪了，或者把最重要的经验讲没了。新改革共识有一天会走向文明共识。甘阳的书里文明复兴是主调，其他都从属于这一主调。这是相对于李泽厚的最大变化，也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变化。

　　接着谈一下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重要性。甘阳说这次思想解放是从对西方的大规模学习，到摆脱对西方模式的迷信特别是对美国模式的迷信。我非常赞同这个主张，想做更进一步的刻划，即这是第一次打破现代性的神话，摆脱对现代性的迷信。只有摆脱对现代性的迷信，才可能真正摆脱对西方的迷信。从五四开始中国思想界的状况是古今问题压倒中西问题，西方的学问和正当性除了靠力量确立起来，在思想层面主要是靠现代性确立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中西问题根本不可能恰当地提出来。对中国自身传统的理解，首先要经过检验与过滤，处处考虑是否符合西方的观念。经过这样的检验与过滤之后，中国的传统基本变得不成样子，思想界呈现出的中国传统是被严重扭曲的形象。所以只有在现代性神话破灭后，我们才可能更客观、平实地看待和估价中国传统。同时以对西方的更深入的研究，健康而恰当地提出中西问题。中西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究竟可以给出什么样的不同于西方的想象。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首要使命就是如何恰当地提出中西问题。

　　读完甘阳的书，我最大的担心是儒学仅仅作为批判传统在重构。甘阳提到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构成英国知识分子两大批判传统。如果儒学在今后的发展中仅仅作为批判传统而出新，极可能成为其批判对象的共谋者，即小骂大帮忙。我觉得儒学更主要的方向是成为心理建设、国家建设的主导力量，批判的功能要服务于建设的目的。儒教的制度化建设是必须面对的问题，访谈中甘阳明确反对儒教，我觉得这点要重新考虑一下。无论儒教是否是宗教，无论教化与宗教有多大的差别，儒教的制度化落实必须考虑。大家已经意识到中国社会目前和今后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是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如果儒学不能与时俱进，不虚心向基督教学习，儒学就很难承担起重构社会的重任。如果儒学想成为社会、国家建设的主导力量，发挥教化的功能，必须考虑儒教的制度落实问题。如果前面我说的是认真对待儒学的话，最后一点可以概括为认真对待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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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月17日2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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