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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专题│乡关何处：乡愁与文明·
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乡土性
在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与文化格局中，乡土和都市的对峙构成了重要图景。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为乡土与都市这两极的互动与冲突。而在这两极中，更具有主导性的堪称是乡土世界。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创作于40年代的《乡土中国》一书中即揭示了中国社会的这种乡土性特征。
在《乡土中国》第一节的《乡土本色》中，费孝通开宗明义地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不仅仅指中国是一个具有广袤的乡土面积的国度，也不仅仅指中国的农业人口占据国民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同时也意指乡土生活形态的广延性和覆盖性。就是说，乡土性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以及中国人的生存方式的影响是基本的乃至全局性的，乡土形态不仅仅局限于农村地区，甚至也波及和覆盖了都市。中国的许多内陆城市也堪称是乡土文化的延伸，当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已经成为所谓的“东方的巴黎”，成为“冒险家的乐园”的同时，北京仍被看作传统农业文明的故乡，被研究者们称为“一座扩大了的乡土的城”。作家师陀在40年代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分类：“中国的一切城市，不管因它本身所处的地位关系，方在繁盛或业已衰落，你总能将它们归入两类：一种是它居民的老家；另外一种——一个大旅馆。”（《〈马兰〉小引》）在师陀眼里，上海就是这样一个大旅馆，是漂泊动荡人生如寄的象征；而北京（北平）则是“居民的老家”，是温馨的乡土，是心灵的故乡。尤其在土生土长的作家老舍的眼里，北京是魂牵梦绕的永远的乡土，是“家”与“母亲”的象征。30年代的老舍，在游历了欧洲几大“历史的都城”之后，写了一篇有名的散文《想北平》：
就伦敦、巴黎、罗马来说，巴黎更近似北平，不过，假使让我“家住巴黎”，我一定会和没有家一样的感到寂苦。巴黎，据我看，还太热闹。自然，那里也有空旷静寂的地方，可是又未免太旷，不像北平那样既复杂而又有个边际，使我能摸着——那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面向着积水潭，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的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
老舍道出的正是北京的乡土特征：一是静寂安闲，有“小儿睡在摇篮里”般的家的感受，不像上海这类大都市有高速的节奏，而可以一整天坐在石上背靠城墙看风景，生活相对轻松。二是接近自然、田园与农村，有“采菊东篱下”的隐居情境，其中包含着田园牧歌般的文化价值底蕴。这些都昭示了在20世纪工业文明日渐进逼的过程中，北京的乡土背景依然可以构成文人们的心灵支撑与价值依托的基础。它是“最高贵的乡土城”，是乡土中国的一个缩影。
以沈从文、废名、师陀、汪曾祺所代表的京派文学就是诞生在北京这样一个“最高贵的乡土城”中。这些现代中国文学的大师们生活在北京，魂牵于乡土，他们在文学中塑造的京派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乡土文化的经典性象征。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师陀的果园城，废名的黄梅故乡，萧红的呼兰河小城，汪曾祺的故乡高邮……都是20世纪乡土文化的典型缩影。从沈从文的《边城》到汪曾祺的《戴车匠》，既代表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最优秀的那一部分，同时也在文学中忠实地映现着中国文化的乡土性。
理解了中国文化的这种乡土性，理解了费孝通先生所谓的“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句著名而经典的论断，就多少理解了为什么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文学创作会与乡土世界结下不解之缘，为什么中国作家都魂牵梦绕于自己的故乡。
追忆与怀恋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关于乡土题材的创作大体上呈现出两条情感和观念的路向。
其一是对乡土的细致入微的刻画，刻骨铭心的怀恋，以及对乡土的田园牧歌的传统生存形态的描述和追忆。
《呼兰河传》就是一部追忆童年故乡生活的回忆体小说。这部小说是萧红在40年代沦陷时期的香港抱病写就的。在萧红的缅想中，呼兰城是一个记忆之城。它是困厄之际的作者的生命归依之地。尤其是只属于作者和她的祖父的“后花园”，更是生命中一块原生的本真的乐土。因此，《呼兰河传》倾情讲述的是个体生命与出发地之间血缘般的维系，以及作者揖别故土的失落感受，我们从萧红生命深处发出的低回隽永的吟唱中，捕捉到的是一阕挽歌的旋律。
小说令半个世纪之后的读者感叹不已的是作者萧红对乡土生活细节如此逼真的摹写，是对童年生活原初场景的细致入微的勾勒。很少有作家能像萧红这样把童年生活细节还原到如此细微的地步，其创作心理根源自然要追溯到作者对乡土的刻骨铭心的怀恋。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汪曾祺的《戴车匠》和周立波的《山那边人家》，我们从中读到的是对行将消逝的乡土手工艺以及婚嫁习俗的不厌其烦的复写，你会感到，中国乡土生活的原生态原来如此完好和细腻地封存在作家的生命记忆以及文本世界之中。
萧红和汪曾祺回忆中的故乡都是小城世界。小城在“乡土中国”的总体生存格局中有一种独特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是传统中国的象征。因此，师陀自称在《果园城记》里“有意把这小城写成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它在我心目中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见解，有感情，有寿命，像一个活的人”。“果园城”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著名的小城。它和萧红的呼兰城，沈从文的边城一起，讲述着传统中国的乡土性逐渐失落的故事。
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在《边城》中精心构建了一个湘西世界的神话，讲述的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牧歌式的乐园故事。沈从文的文学成就也正集中表现在他的乡土地域叙事。在21世纪的全球化浪潮中，当我们回眸寻找20世纪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文明方式时，肯定一下子就找到了沈从文。他笔下的湘西是最有本土气息和地域经验的文学世界。创作伊始，沈从文就意识到只有向内地的文明人展览自己故乡，才有出路，所以他疯狂利用湘西的生活资源，利用家乡的那条沅水。沅水带给了沈从文经验、灵感和智慧，也给沈从文的创作带来乡土和地域色彩。也正是通过这条河水，沈从文把自己的创作与屈原代表的楚文化联系在一起。两千年前，屈原曾在这条河边写下神奇瑰丽的《九歌》，沅水流域也是楚文化保留得最多的一个地区。沈从文的创作，正是生动复现了楚地的民俗、民风，写出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乡土风貌。于是，在他的笔下出现了剽悍的水手、靠做水手生意谋生的吊脚楼的妓女、携带农家女私奔的兵士、开小客店的老板娘、终生漂泊的行脚人……这些底层人民的生活图景，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色彩斑斓的湘西世界。湘西作为苗族和土家族世代聚居的地区，是一块尚未被外来文化彻底同化的土地，衡量这片土地上的生民的生存方式，也自有另一套价值规范和准
则。沈从文的独特处正在于力图以湘西本真和原初的眼光去呈现那个世界，在外人眼里，不免是新鲜而陌生的，而在沈从文的笔下，却保留了它的自在性和自足性。他以带有几分固执的“乡下人”姿态创造了神奇的乡土地域景观，正如美国汉学家金介甫所说：“不管将来发展成什么局面，湘西旧社会的面貌与声音，恐惧和希望，总算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保存了下来，别的地区却很少有这种福气。”因此，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构成了乡土地域文化的一个范本，“帮助我们懂得，地区特征是中国历史中的一股社会力量”。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可避免地走向世界文学的一体化进程的时候，沈从文为我们保留了本土文化的最后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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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月17日18版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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