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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闻一多先生的遗稿中，有一份题为《神话与古代文化》的演讲提纲[63]，其导言部分开宗明义为“历史教育与民族意识”。仲林《图腾的发明》据此将闻一多的思想归纳如下：只有先让民众知道他们“有共同的来源”，“民族意识”才能产生，而且“知来源愈悉则民族意识愈坚固”；只有通过这种“历史教育”，“民族主义的心理建设”才能成功；近代史学就是要善用考古学和民俗学的新方法，发现整个民族和全面文化的事实，并将这一事实用文艺的手段讲述出来，从而达到激发民族情绪的最终目的[64]。
可是，我们该用哪些“历史知识”来教育民众呢？在许多知识分子看来，复杂混乱的图腾主义同样无助于将中华民族团结在一个共同的旗帜下对抗日本侵略。据芮逸夫介绍，1939年，“曾有一场中华民族问题的论战，参加这场战役的有十多位学人。其中有一派的主张是：‘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再析出什么民族。’另一派却反对这种说法，以为在中华民族之内是可以析出若干民族的”[65]。
闻一多一直在努力寻求“团结起来救国”的文化方略，他在写给藏克家的信中说道：“近年来我在联大的圈子里声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二三千年前的昨天，除了我们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我的历史课题甚至伸到历史以前，所以我研究了神话，我的文化课题起出了文化圈外，所以我又在研究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人文科学学报》第二期有我一篇谈图腾的文章，若找得到，可以看看）。”[66]
闻一多：龙是我们立国的象征
《伏羲考》[67]就是闻一多为“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开出的一剂药方。他要将杂乱无章的泛图腾统归到一个特定图腾的名下，以实现其“团结起来救国”的理想。他在众多的上古图腾中选中了龙：“假如我们承认中国古代有过图腾主义的社会形式，当时图腾团族必然很多，多到不计其数。所谓龙便是因原始的龙（一种蛇）图腾兼并了许多旁的图腾，而形成的一种综合式的虚构的生物。这综合式的龙图腾团族所包括的单位，大概就是古代所谓‘诸夏’，和至少与他们同姓的若干夷狄。”
本文无意于损害闻一多先生光辉的爱国形象，只是因为民族独立的伟大使命早已完成，我们已经毋须借助所谓的龙图腾来做“救国药方”，因而可以沉静下来，从学理的角度重新审视闻一多的《伏羲考》。
《伏羲考》的核心是第二部分《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图腾》，可是，这一部分的论据却十分单薄。闻一多说“我所有的材料仅仅是两篇可说偶尔闯进我视线来的文章”，一篇是芮逸夫的《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一篇是常任侠的《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抛开那些与龙图腾的论证没有必然逻辑关系的繁琐细节，下面我们看看闻一多的龙图腾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闻一多首先梳理和罗列了一批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交尾像，然后“揣想起来，在半人半兽型的人首蛇身神以前，必有一个全兽型的蛇神的阶段”，循着这种“揣想”，他将之与交龙、螣蛇、两头蛇、一般的二龙全都联系起来，断言这种二龙交合的表象背后一定有着某种悠久的神话背景：“其渊源于某种神话的‘母题’，也是相当明显的。”那么，这个母题究竟是什么呢？闻一多没有经过任何论证，马上就给出了答案：“我们确信，它是荒古时代的图腾主义的遗迹。”这个图腾，就是龙。
那么，“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同样没有经过任何论证，闻一多马上就给出了答案：“它是一种图腾，并且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因部落的兼并而产生的混合的图腾。”
接下来的文字，与其说是“事实论证”，不如说是“理论说明”。只不过闻一多所依据的理论，并不是人类学既有的图腾主义理论，而是他自己发明的“化合式图腾”新概念：“在化合式图腾中，必然是以一种生物或无生物的形态为其主干，而以其他若干生物或无生物的形态为附加部分。龙图腾，不拘它局部的像马也好，像狗也好，或像鱼，像鸟，像鹿都好，它的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态却是蛇。这表明在当初那众图腾单位林立的时代，内中以蛇图腾为最强大，众图腾的合并与融化，便是这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许多弱小单位的结果。”
这种“合并与融化”的观点，只曾见于上述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没有任何实证的依据，无法得到人类学理论的支持，因此曾有人类学家批评说：“我们知道所谓图腾是指被原始民族视为自己祖先或亲属的自然物，一般是动物植物，有时也会是无生物，但是，无论如何图腾物总是自然界中实有的物体。龙作为一种图腾同时又不存在于自然界中是难以令人接受的。”[68]
可是，闻一多并不需要人类学理论的支持，他只需要“图腾”这么一个新概念。他在自己发明的“化合式图腾”理论框架中，未经论证迅速得出了龙即大蛇的结论：“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做‘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Klan）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
这个结论肯定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自有龙纹以来，龙形象就一直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商和周的龙纹不一样，汉与唐的龙纹不一样；即便同一时代，不同地域的龙纹也有差别。从大量出土的汉代画像来看，龙纹跟虎纹就很难分别，有时只能依据其所处的位置来做判断。而所谓“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的画龙技法，更是在宋代以后才逐渐成型的。除非闻一多能证明宋代依旧处于前氏族社会的图腾主义时代，证明宋代有多种图腾的共存与兼并，否则，用宋以后定型的龙纹来说明氏族图腾的兼并，在逻辑上就无法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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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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